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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索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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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库匹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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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轮 · 第一、二层权威案例
一、指南知识库匹配情况
本轮召回 8 份指南候选，8 份来源材料通过核验，明确匹配 0 份。
本轮指南中没有相关指导。以下AI补充分析结合当前案情和已有案例报告生成。
二、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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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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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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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I补充分析
以下为AI结合案情与已有案例报告补充的分析。
- 指南知识库中没有与该问题直接对应的明确指导。以下内容为AI结合案情、已核验案例和一般法律分析给出的补充建议。
- 本案核心争点是：A在撤销权除斥期间经过后，转而请求确认B离婚协议中财产约定无效，能否获得支持。依《民法典》第154条（2018年行为对应《合同法》第52条第2项），须独立满足“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无效要件，不能仅因撤销权期间已过而当然成立，也不能仅因期间经过而被驳回。
- 已有案例报告中的规则参考（如（2022）京01民终8867号、（2012）民四终字第1号、指导案例33号）表明：非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交易，若实质减损债务人责任财产并致债权不能清偿，且相对人明知，可认定恶意串通。但上述案例均为房屋买卖等纯粹财产行为，离婚协议兼具身份关系内容，能否直接类比存在适用前提问题，不能直接等同本案结论。
- A胜诉的关键在于举证：其一，B与前妻签订离婚协议时均明知B对A负有50万元债务；其二，财产全部归前妻的约定实质减少B的责任财产，且该财产系B的主要责任财产；其三，该安排与A执行不能之间存在因果链。若前妻不知情，或财产分割存在抚养、补偿等正当身份关系对价，恶意串通难以成立。
- 需注意时间跨度：债务发生于2017年，离婚协议在2018年，2026年才起诉。应核实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是否受诉讼时效或权利滥用、诚信原则的限制，以及B此后是否另有财产变动导致执行不能，避免因果链被切断。
- 程序上应明确请求权基础为确认合同无效（而非撤销），并考虑将前妻列为被告或第三人；同时评估是否可另行主张债权人代位权、执行程序中追加或变更被执行人等其他救济路径，但各路径的要件与时效需分别核验。
- 以上分析基于用户陈述的事实假设，离婚协议全文、财产清单、前妻主观状态及执行程序材料均未提供，法条时效性亦未经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核验，结论具有不确定性，需补充材料后进一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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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南知识库中没有与该问题直接对应的明确指导。以下内容为AI结合案情、已核验案例和一般法律分析给出的补充建议。
- 本案核心争点是：A在撤销权除斥期间经过后，转而请求确认B离婚协议中财产约定无效，能否获得支持。依《民法典》第154条（2018年行为对应《合同法》第52条第2项），须独立满足“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无效要件，不能仅因撤销权期间已过而当然成立，也不能仅因期间经过而被驳回。
- 已有案例报告中的规则参考（如（2022）京01民终8867号、（2012）民四终字第1号、指导案例33号）表明：非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交易，若实质减损债务人责任财产并致债权不能清偿，且相对人明知，可认定恶意串通。但上述案例均为房屋买卖等纯粹财产行为，离婚协议兼具身份关系内容，能否直接类比存在适用前提问题，不能直接等同本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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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南知识库匹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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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南知识库中没有与该问题直接对应的明确指导。以下内容为AI结合案情、已核验案例和一般法律分析给出的补充建议。
- 本案核心争点是：撤销权除斥期间届满后，A改以确认B离婚协议中财产约定无效起诉，能否获支持。已有案例报告显示，确认合同无效（恶意串通）与债权人撤销权存在竞合，债权人可选择救济路径；但选择确认无效之诉，须独立满足恶意串通的全部要件，不能仅因撤销权期间经过而当然胜诉。
- 恶意串通要件包括：B与前妻主观上均明知B对A负有50万元债务、具有损害A债权的共同意思，客观上作出将财产全部归前妻的处分行为，且该行为实质减损B的责任财产并导致A债权不能清偿。A需就上述主客观要件承担举证责任，仅证明“财产全部归前妻”通常不足。
- 离婚协议兼具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内容，财产分割条款常与抚养安排、离婚补偿、过错补偿等交织。法院一般会结合离婚背景、财产分配是否显失公平、前妻是否支付对价、B是否保留其他责任财产等综合判断，不能直接套用普通商事低价转让规则。A应预先评估该特殊性对无效认定的削弱作用。
- 因果关系是本案薄弱环节：B的离婚协议签订于2018年，A的执行不能状态延续至2026年，中间可能存在其他导致B丧失清偿能力的原因。A需证明离婚财产约定与当前执行不能之间存在实质因果链，而非此后经营亏损、其他债务或消费所致。
- 程序上，A应明确请求权基础为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而非撤销权；起诉时可将B及其前妻列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无效。同时注意确认无效之诉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原告主体资格及管辖问题，并评估法院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不等于必然支持诉请。
- 若A能进一步取得B与前妻在离婚时明知债务、财产全部归前妻且无正当对价的证据，可增强恶意串通的论证；反之，若前妻能证明其不知情或财产分割存在抚养、补偿等正当对价，A的诉请被驳回的风险较高。建议在起诉前完成证据补强与胜诉可能性评估。
- 以上分析基于用户陈述及已有案例报告，未对法条时效性进行核验，亦未穷尽指南知识库；具体结论需结合离婚协议全文、财产清单、执行卷宗及主观明知证据进一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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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索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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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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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AI结合案情与已有案例报告补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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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核心争点是：撤销权除斥期间届满后，A改以确认B离婚协议中财产约定无效起诉，能否获支持。已有案例报告显示，确认合同无效（恶意串通）与债权人撤销权存在竞合，债权人可选择救济路径；但选择确认无效之诉，须独立满足恶意串通的全部要件，不能仅因撤销权期间经过而当然胜诉。
- 恶意串通要件包括：B与前妻主观上均明知B对A负有50万元债务、具有损害A债权的共同意思，客观上作出将财产全部归前妻的处分行为，且该行为实质减损B的责任财产并导致A债权不能清偿。A需就上述主客观要件承担举证责任，仅证明“财产全部归前妻”通常不足。
- 离婚协议兼具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内容，财产分割条款常与抚养安排、离婚补偿、过错补偿等交织。法院一般会结合离婚背景、财产分配是否显失公平、前妻是否支付对价、B是否保留其他责任财产等综合判断，不能直接套用普通商事低价转让规则。A应预先评估该特殊性对无效认定的削弱作用。
- 因果关系是本案薄弱环节：B的离婚协议签订于2018年，A的执行不能状态延续至2026年，中间可能存在其他导致B丧失清偿能力的原因。A需证明离婚财产约定与当前执行不能之间存在实质因果链，而非此后经营亏损、其他债务或消费所致。
- 程序上，A应明确请求权基础为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而非撤销权；起诉时可将B及其前妻列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无效。同时注意确认无效之诉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原告主体资格及管辖问题，并评估法院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不等于必然支持诉请。
- 若A能进一步取得B与前妻在离婚时明知债务、财产全部归前妻且无正当对价的证据，可增强恶意串通的论证；反之，若前妻能证明其不知情或财产分割存在抚养、补偿等正当对价，A的诉请被驳回的风险较高。建议在起诉前完成证据补强与胜诉可能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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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检索报告
一、检索结论
1、A主张B在2018年离婚协议中将名下财产全部归前妻，若该约定实质减少B的责任财产并致A的50万元工程款债权不能清偿，且前妻明知B对A负债，则存在按恶意串通确认该财产约定无效的论证空间；但离婚协议兼具身份关系内容，不能直接套用纯粹财产买卖合同的规则。
AI提示：现有材料未证明前妻明知B欠A工程款、离婚协议财产约定的具体内容及B因此丧失清偿能力的因果链；离婚协议中的身份关系条款与财产分割条款可否分割评价亦未查明。
2、A因撤销权除斥期间已过而改诉确认离婚协议财产约定无效，法院应审查该约定是否具备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无效事由，而非仅以撤销权期间经过驳回；但确认无效须独立满足无效要件。
AI提示：材料未说明A起诉的具体请求权基础及法院是否将离婚协议财产条款作为可适用合同无效规则的财产行为处理；身份关系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的无效评价边界未查明。
3、A需证明B与前妻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均明知B对A负有50万元债务，并意图通过财产全部归前妻的安排使A债权落空；若前妻不知情或财产分割有正当身份关系对价，则恶意串通难以成立。
AI提示：现有材料未提供前妻主观明知的证据，也未说明离婚协议是否存在抚养、补偿等对价安排；举证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未在引文中明确。
4、A已起诉B且一直未执行到50万元案款，可作为债权未获清偿的背景事实；但尚需证明B在2018年离婚协议中放弃全部财产是导致目前执行不能的原因，而非此后其他因素所致。
AI提示：材料仅称“一直未执行到50万案款”，未说明执行程序时间、B现有财产状况及离婚财产约定与执行不能之间的因果关系。
5、对B与前妻离婚协议中的财产约定，应结合离婚背景、财产分配是否显失公平、前妻是否支付对价、B是否仍保留其他责任财产等综合判断是否构成恶意串通；不能仅因财产全部归前妻即当然认定无效。
AI提示：材料未提供离婚协议全文、财产清单、双方经济状况及离婚原因，无法完成综合判断；离婚协议财产分割与普通商事合同在评价方法上的差异亦未在引文中说明。
6、若B在离婚协议中将名下财产全部无偿或明显不对价地归前妻，且该财产系B的主要责任财产，可类比作为认定前妻明知并具有恶意的间接事实；但须先确认该财产约定属于可适用合同无效规则的财产处分行为。
AI提示：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常与身份关系、抚养安排交织，能否直接类比商事低价转让规则存在适用前提问题；材料未证明“全部财产”的具体范围及是否为主要责任财产。
7、A在撤销权除斥期间届满后，改以确认B离婚协议中财产约定无效起诉，实质仍指向B无偿或恶意处分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该路径能否成立，取决于其主张的是合同无效（如恶意串通）而非撤销权本身。
AI提示：所给材料未回答：撤销权除斥期间届满后，债权人另行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是否受支持；亦未提供离婚协议财产分割约定无效的具体裁判规则。
8、若A能证明B与前妻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财产全部归前妻系恶意串通以逃避对A的债务，A可主张恶意串通导致相关财产约定无效；但A当前选择的是确认无效之诉，须证明恶意串通要件。
AI提示：案情仅称A“发现”离婚及财产约定，未提供B与前妻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据；材料未回答仅凭“财产全部归前妻”能否认定恶意串通。
9、A虽因撤销权除斥期间届满而改诉确认离婚协议财产约定无效，法院仍可依职权审查该财产约定是否无效；但依职权审查不等于必然支持A的确认无效诉请。
AI提示：材料未说明法院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后的处理结果，也未回答确认无效之诉的原告资格、诉讼时效及除斥期间是否适用。
10、A的确认无效之诉与原本可行使的撤销权存在竞合可能，法院对路径选择尚无统一认识，故不能仅以撤销权期间届满当然推出确认无效之诉应获支持。
AI提示：该引文仅说明存在认识不统一，未给出本案应支持或不支持的具体结论；亦未涉及离婚协议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交织的特殊性。
11、A主张B在2018年离婚时将名下财产全部归前妻所有，实质是认为该财产分割约定减少了B的责任财产、损害了A的债权。按该规则路径，A本应针对该处分行为行使债权人撤销权；A现以确认离婚协议财产约定无效为诉请，法律关系定性存在偏差，法院可能不予支持或释明变更。
AI提示：所引案例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中法院对路径选择的表述，并非直接针对撤销权除斥期间届满后能否改以确认无效之诉获得支持的裁判；A能否胜诉还取决于B离婚协议是否确实处分了可供执行的责任财产、A债权是否成立于该处分之前等事实，材料未回答。
12、A若坚持确认B离婚协议财产约定无效，须证明B与前妻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以财产全部归前妻的方式逃避对A的债务。仅凭B欠款未还、离婚协议约定财产归前妻这一结果，尚不足以当然认定恶意串通。
AI提示：材料未提供B与前妻离婚协议的具体内容、签订背景、双方沟通或意思联络的证据，也未说明B离婚时是否尚有其他财产可供清偿；A能否达到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无法从现有材料判断。
13、A目前可依赖的材料可能包括确认B欠工程款的判决书及B的离婚协议。按该规则，仅以欠款判决加离婚协议主张B与前妻恶意串通，证明力可能不足，A需补充证明双方存在串通逃避债务的意思联络及财产分割明显失衡等事实。
AI提示：材料未列明A已掌握的全部证据，也未说明离婚协议是否对B有所补偿或是否分割了夫妻共同财产以外的财产；A的举证是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现有材料无法判断。
14、A主张B将名下财产全部归前妻所有，若属实，可能构成财产分割明显失衡。法院会结合B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B是否分得相应份额、A的债权形成时间等，判断该分割是否属于恶意逃避债务的处分。
AI提示：材料未说明B离婚协议所涉财产是否均为夫妻共同财产、B是否实际分得其他财产、A的50万元工程款债权与B离婚的时间先后关系；这些事实直接影响分割是否明显失衡及恶意逃避债务的认定。
15、即使B与前妻的离婚协议约定财产归前妻所有，该约定也不能当然对抗A对B享有的合法工程款债权。A可据此主张该内部约定不影响其向B的责任财产求偿，但该规则本身并不直接产生确认离婚协议财产约定无效的效果。
AI提示：该规则解决的是离婚协议内部约定对债权人的对抗力问题，并非确认协议无效的请求权基础；A能否实际执行到财产，还取决于财产是否仍登记在B或前妻名下、是否存在其他优先权利等，材料未涉及。
16、A自2017年债权未获执行，2026年才发现B于2018年离婚并处分财产，若A此前应当知道该处分行为，撤销权可能已过一年除斥期间；A转而提起确认无效之诉，实质仍可能被法院以撤销权除斥期间已过为由否定。
AI提示：材料未说明A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B离婚及财产分割约定，除斥期间起算点无法确定；且除斥期间届满是否当然导致确认无效之诉不能成立，所引案例未直接回答，存在不同裁判路径的可能。
二、数据库匹配结果
> 检索统计：取得 11 件去重参考案例（五维直接匹配 0 件、裁判规则参考 11 件）。
各层级匹配表
三、参考案例
四、法条时效性补充说明
官网复核入口：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
以下为AI初步判断，未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核验。请客户通过上述固定入口自行复核。
五、下一步
已推进至最后一个检索层级；未完成核验的层级以匹配表状态为准，不表示已穷尽相关案例。
律师办案指南
第1轮 · 第一、二层权威案例
一、指南知识库匹配情况
本轮召回 8 份指南候选，8 份来源材料通过核验，明确匹配 0 份。
本轮指南中没有相关指导。以下AI补充分析结合当前案情和已有案例报告生成。
二、操作建议
本轮匹配指南未提供可列示的明确指导。
三、案件风险
本轮匹配指南未提供可列示的明确指导。
四、重点证据
本轮匹配指南未提供可列示的明确指导。
五、AI补充分析
以下为AI结合案情与已有案例报告补充的分析。
- 指南知识库中没有与该问题直接对应的明确指导。以下内容为AI结合案情、已核验案例和一般法律分析给出的补充建议。
- 本案核心争点是：A在撤销权除斥期间经过后，转而请求确认B离婚协议中财产约定无效，能否获得支持。依《民法典》第154条（2018年行为对应《合同法》第52条第2项），须独立满足“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无效要件，不能仅因撤销权期间已过而当然成立，也不能仅因期间经过而被驳回。
- 已有案例报告中的规则参考（如（2022）京01民终8867号、（2012）民四终字第1号、指导案例33号）表明：非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交易，若实质减损债务人责任财产并致债权不能清偿，且相对人明知，可认定恶意串通。但上述案例均为房屋买卖等纯粹财产行为，离婚协议兼具身份关系内容，能否直接类比存在适用前提问题，不能直接等同本案结论。
- A胜诉的关键在于举证：其一，B与前妻签订离婚协议时均明知B对A负有50万元债务；其二，财产全部归前妻的约定实质减少B的责任财产，且该财产系B的主要责任财产；其三，该安排与A执行不能之间存在因果链。若前妻不知情，或财产分割存在抚养、补偿等正当身份关系对价，恶意串通难以成立。
- 需注意时间跨度：债务发生于2017年，离婚协议在2018年，2026年才起诉。应核实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是否受诉讼时效或权利滥用、诚信原则的限制，以及B此后是否另有财产变动导致执行不能，避免因果链被切断。
- 程序上应明确请求权基础为确认合同无效（而非撤销），并考虑将前妻列为被告或第三人；同时评估是否可另行主张债权人代位权、执行程序中追加或变更被执行人等其他救济路径，但各路径的要件与时效需分别核验。
- 以上分析基于用户陈述的事实假设，离婚协议全文、财产清单、前妻主观状态及执行程序材料均未提供，法条时效性亦未经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核验，结论具有不确定性，需补充材料后进一步判断。
第2轮 · 第三层·中国法院年度案例
一、指南知识库匹配情况
本轮召回 8 份指南候选，8 份来源材料通过核验，明确匹配 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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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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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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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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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I补充分析
以下为AI结合案情与已有案例报告补充的分析。
- 指南知识库中没有与该问题直接对应的明确指导。以下内容为AI结合案情、已核验案例和一般法律分析给出的补充建议。
- 本案核心争点是：撤销权除斥期间届满后，A改以确认B离婚协议中财产约定无效起诉，能否获支持。已有案例报告显示，确认合同无效（恶意串通）与债权人撤销权存在竞合，债权人可选择救济路径；但选择确认无效之诉，须独立满足恶意串通的全部要件，不能仅因撤销权期间经过而当然胜诉。
- 恶意串通要件包括：B与前妻主观上均明知B对A负有50万元债务、具有损害A债权的共同意思，客观上作出将财产全部归前妻的处分行为，且该行为实质减损B的责任财产并导致A债权不能清偿。A需就上述主客观要件承担举证责任，仅证明“财产全部归前妻”通常不足。
- 离婚协议兼具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内容，财产分割条款常与抚养安排、离婚补偿、过错补偿等交织。法院一般会结合离婚背景、财产分配是否显失公平、前妻是否支付对价、B是否保留其他责任财产等综合判断，不能直接套用普通商事低价转让规则。A应预先评估该特殊性对无效认定的削弱作用。
- 因果关系是本案薄弱环节：B的离婚协议签订于2018年，A的执行不能状态延续至2026年，中间可能存在其他导致B丧失清偿能力的原因。A需证明离婚财产约定与当前执行不能之间存在实质因果链，而非此后经营亏损、其他债务或消费所致。
- 程序上，A应明确请求权基础为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而非撤销权；起诉时可将B及其前妻列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无效。同时注意确认无效之诉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原告主体资格及管辖问题，并评估法院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不等于必然支持诉请。
- 若A能进一步取得B与前妻在离婚时明知债务、财产全部归前妻且无正当对价的证据，可增强恶意串通的论证；反之，若前妻能证明其不知情或财产分割存在抚养、补偿等正当对价，A的诉请被驳回的风险较高。建议在起诉前完成证据补强与胜诉可能性评估。
- 以上分析基于用户陈述及已有案例报告，未对法条时效性进行核验，亦未穷尽指南知识库；具体结论需结合离婚协议全文、财产清单、执行卷宗及主观明知证据进一步判断。
第3轮 · 第三层·普通裁判文书
一、指南知识库匹配情况
本轮召回 8 份指南候选，8 份来源材料通过核验，明确匹配 0 份。
本轮指南中没有相关指导。以下AI补充分析结合当前案情和已有案例报告生成。
二、操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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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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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证据
本轮匹配指南未提供可列示的明确指导。
五、AI补充分析
以下为AI结合案情与已有案例报告补充的分析。
- 指南知识库中没有与该问题直接对应的明确指导。以下内容为AI结合案情、已核验案例和一般法律分析给出的补充建议。
- 本案核心争点是：撤销权除斥期间届满后，A改以确认B离婚协议中财产约定无效（恶意串通）起诉，能否获支持。结合既有案例报告，法院通常不会仅因撤销权期间经过而驳回，但确认无效须独立满足恶意串通要件，即B与前妻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均明知B对A负债，并意图通过财产全部归前妻使A债权落空。仅凭“欠款未还+财产全归前妻”的结果，尚不足以当然认定恶意串通。
- 路径定性风险较高：既有案例（如（2021）鲁0211民初22784号）显示，法院可能认为债权人针对债务人逃避债务的财产处分应行使撤销权而非确认合同无效，从而对确认无效之诉不予支持或释明变更。A应预先准备应对法院对请求权基础的质疑，明确主张的是民法典第154条恶意串通无效，而非撤销权。
- 离婚协议兼具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内容，不能直接套用纯粹财产买卖合同规则。需区分身份关系条款与财产分割条款，仅就财产分割部分主张无效；同时审查财产分割是否存在抚养、补偿等正当对价安排，若存在正当身份关系对价，恶意串通难以成立。
- 因果关系与责任财产范围是关键事实缺口：需证明2018年离婚协议处分的是B的主要责任财产，且该处分与A目前执行不能之间存在因果链，而非此后其他因素（如B后续经营亏损、其他债务）所致。应调取执行程序材料、B的财产变动记录。
- 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参照（2021）鲁0692民初806号）。仅提交欠款判决书及离婚协议，证明力可能不足，需补充B与前妻意思联络、财产分割明显失衡、前妻主观明知等间接证据。
- 时间因素需注意：A于2026年才发现2018年的离婚及财产约定，需说明此前不知情且非因自身重大过失，以应对法院对权利行使及时性的质疑；同时确认A的50万元债权形成于2018年离婚协议之前，这是主张该处分损害其债权的前提。
- 建议同步评估其他救济路径：如能证明前妻名下财产实为B的责任财产，可在执行程序中主张该内部约定不能对抗A的合法债权（参照（2025）鲁15民终4369号思路），或申请追加、变更被执行人，而非单纯依赖确认无效之诉。
- 以上分析基于现有案情与既有案例报告，未对法条时效性作独立核验，具体请求权基础、管辖及诉讼策略应结合离婚协议全文、执行卷宗及B的财产状况进一步核实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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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全文
案例信息
案例名称：刘某诉程甲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案号：（2022）京01民终8867号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2-11-21 00:00:00
案例正文
刘某诉程甲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案件信息
入库编号：2024-07-2-076-001
一级分类：民事
二级分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
庭审：二审
省份：北京市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案件证号：（2022）京01民终8867号
裁判日期：2022-11-21 00:00:00
关键词：
民事,确认合同效力,房屋买卖合同,非债务人,共同共有,责任财产,规避执行,合同效力审查
基本案情：
刘某诉请：1.确认程甲与程乙于2019年8月28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判决程乙协助将涉案房产过户登记至程甲名下；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程甲与朱甲系夫妻关系。2019年4月刘某起诉朱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生效判决确认：朱甲偿还刘某本金9 172 22.8元并支付利息。在诉讼过程中，朱甲和程甲于2019年8月将夫妻共同的房产转移至程乙名下（程乙未支付任何对价），并于2020年1月协议离婚，导致刘某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朱甲一案无法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程甲与程乙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了刘某的利益，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 程乙、程甲辩称：1.程乙的房子与程甲的房子是互换，属于正常的等价交换。买卖合同的主体、签订程序均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无偿转让行为，合同合法有效。2.买卖合同中所涉的房产全系被告程甲的个人婚前财产。虽然安置房合同签订于程甲与朱甲婚姻之内，但是该房屋在程甲结婚前已经确定拆迁方案和补偿安置方案，后来就该房屋所交纳的购房款也与朱甲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刘某对程甲、程乙不享有诉的利益。3.刘某基于其与朱甲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相应的权利。朱甲欠刘某的债务不属于朱甲与程甲夫妻共同债务，刘某对程甲与程乙之间的买卖合同没有诉的利益。4.另案中朱甲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被告为程甲和程乙，刘某主张的基础事实与本案完全一致，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了判决，因此本案属于重复诉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刘某的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程甲、程乙系姐妹关系，程甲与朱甲于1994年12月26日登记结婚，2020年1月10日离婚登记，婚内育有一女朱乙。
程甲于1998年购买坐落于北京市石景山区xx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诉争房屋登记在程甲名下。 2019年4月17日，刘某以民间借贷纠纷将朱甲诉至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请求朱甲偿还借款。2020年9月10日，西峡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1323民初47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朱甲偿还刘某本金917 222.8元及相应利息。刘某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21年1月7日，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程乙与程甲之女朱乙于2019年8月5日签署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程乙将其名下的北京市海淀区xx902号房屋（以下简称902房屋）以100万元价格出售给朱乙，买受人朱乙应于2019年8月7日前向出卖人支付房款。
合同签订当日，902房屋过户登记至朱乙名下。 2019年8月28日，买受人程乙与出卖人程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程甲以50万元价格将诉争房屋出售给程乙，买受人程乙应于2019年8月30日前向出卖人支付购房款。2019年8月29日，诉争房屋过户登记至程乙名下。 2020年1月10日，程甲与朱甲签署离婚协议，约定：因各种因素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已无和好可能：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
二、夫妻双方无房产；
三、双方无债权债务。 2021年12月7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京0107民初1818号民事判决中认定，本案诉争房屋系程甲与朱甲的夫妻共同财产，该判决已生效。 刘某以程甲、程乙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诉请确认程甲与程乙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将诉争房屋过户登记至程甲名下。案件审理中，刘某申请对诉争房屋进行了财产保全。庭审中，程甲与程乙表示双方用各自房屋进行了等价互换，故朱乙未向程乙支付购房款，程乙亦未向程甲支付购房款，交易真实有效。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2日作出（2022）京0107民初4822号民事判决：一、确认程甲与程乙于2019年8月28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二、程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诉争房屋所有权恢复登记至程甲名下。宣判后，程甲、程乙以其与刘某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涉案房屋系程甲个人房产，并非与朱甲的夫妻共同财产等为由，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1日作出（2022）京01民终886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对刘某与朱甲民间借贷纠纷第一次作出一审判决后，程甲即与程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随即进行房屋过户行为，程乙自始至终未向程甲支付购房款。程甲、程乙虽主张双方是以房屋买卖的名义进行了房屋互换，但程乙名下的902房屋并未登记至程甲名下，而程甲名下的本案诉争房屋却登记到了程乙名下。此外，对于之所以将程乙名下的902房屋登记至程甲之女朱乙名下，程甲在另案诉讼中及本案一审、二审中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
如在另案诉讼中，程甲主张因其不具备购房资格故将902房屋登记至朱乙名下；本案一审中，程甲表示因北京限购政策无法登记至程甲名下；本案二审中，程甲则主张其出于避税考虑故将902房屋登记至朱乙名下。程甲未能就前述矛盾陈述作出合理解释。诉争房屋系经生效判决确认的属于朱甲与程甲的夫妻共同财产。程甲在明知朱甲至今未清偿刘某欠款的情况下，在与朱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自己的姐姐程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程甲与朱甲共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程乙名下，使朱甲的责任财产直接减损而致刘某的债权难以清偿。
因此，程甲与程乙构成恶意串通，侵害刘某的合法权利，双方就诉争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诉争房屋所有权应恢复登记至程甲名下。
裁判要旨：
对非债务人与相对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认定，需综合债务人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成交价款及支付情况、转让时间、债务人对标的房屋是否享有权利、是否减损债权人的责任财产等方面进行实质判断。如当事人的房屋交易虽符合房屋买卖的形式特征，但实质减损了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并致使他人债权有不能清偿风险，且债务人不能提供充足有效的履行担保，应认定为属于恶意串通的逃债行为，转让行为无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4条、第15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8条）###### 一审：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7民初4822号民事判决（2022年8月22日） 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1民终8867号民事判决（2022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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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全文
案例信息
案例名称：指导案例33号：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案号：（2012）民四终字第1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12-08-22 00:00:00
案例正文
指导案例33号：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案件信息
入库编号：2014-18-2-076-001
一级分类：民事
二级分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
庭审：二审
省份：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件证号：（2012）民四终字第1号
裁判日期：2012-08-22 00:00:00
关键词：
民事/确认合同无效/恶意串通/财产返还
基本案情：
瑞士嘉吉国际公司（CargillInternationalSA,简称嘉吉公司）与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金石公司）以及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沈阳金石豆业有限公司、四川金石油粕有限公司、北京珂玛美嘉粮油有限公司、宜丰香港有限公司（该六公司以下统称金石集团）存在商业合作关系。嘉吉公司因与金石集团买卖大豆发生争议，双方在国际油类、种子和脂类联合会仲裁过程中于2005年6月26日达成《和解协议》，约定金石集团将在五年内分期偿还债务，并将金石集团旗下福建金石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和固着物、所有的设备及其他财产抵押给嘉吉公司，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
2005年10月10日，国际油类、种子和脂类联合会根据该《和解协议》作出第3929号仲裁裁决，确认金石集团应向嘉吉公司支付1337万美元。2006年5月，因金石集团未履行该仲裁裁决，福建金石公司也未配合进行资产抵押，嘉吉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第3929号仲裁裁决。2007年6月26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对该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予以承认和执行。该裁定生效后，嘉吉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2006年5月8日，福建金石公司与福建田源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源公司）签订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约定福建金石公司将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厂房、办公楼和油脂生产设备等全部固定资产以2569万元人民币（以下未特别注明的均为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田源公司，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464万元、房屋及设备作价2105万元，应在合同生效后30日内支付全部价款。王晓琪和柳锋分别作为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名。福建金石公司曾于2001年12月31日以482.1万元取得本案所涉32138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
2006年5月10日，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对买卖合同项下的标的物进行了交接。同年6月15日，田源公司通过在中国农业银行漳州支行的账户向福建金石公司在同一银行的账户转入2500万元。福建金石公司当日从该账户汇出1300万元、1200万元两笔款项至金石集团旗下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账户，用途为往来款。同年6月19日，田源公司取得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008年2月21日，田源公司与漳州开发区汇丰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汇丰源公司购买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设备等，总价款为2669万元，其中土地价款603万元、房屋价款334万元、设备价款1732万元。汇丰源公司于2008年3月取得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汇丰源公司仅于2008年4月7日向田源公司付款569万元，此后未付其余价款。
田源公司、福建金石公司、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及金石集团旗下其他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人均为王政良、王晓莉、王晓琪、柳锋。王政良与王晓琪、王晓莉是父女关系，柳锋与王晓琪是夫妻关系。2009年10月15日，中纺粮油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纺粮油公司）取得田源公司80%的股权。2010年1月15日，田源公司更名为中纺粮油（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福建公司）。
汇丰源公司成立于2008年2月19日，原股东为宋明权、杨淑莉。2009年9月16日，中纺粮油公司和宋明权、杨淑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纺粮油公司购买汇丰源公司80%的股权。同日，中纺粮油公司（甲方）、汇丰源公司（乙方）、宋明权和杨淑莉（丙方）及沈阳金豆食品有限公司（丁方）签订《股权质押协议》，约定：丙方将所拥有汇丰源公司20%的股权质押给甲方，作为乙方、丙方、丁方履行“合同义务”之担保；“合同义务”系指乙方、丙方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质押协议》项下因“红豆事件”而产生的所有责任和义务；“红豆事件”是指嘉吉公司与金石集团就进口大豆中掺杂红豆原因而引发的金石集团涉及的一系列诉讼及仲裁纠纷以及与此有关的涉及汇丰源公司的一系列诉讼及仲裁纠纷。
还约定，下述情形同时出现之日，视为乙方和丙方的“合同义务”已完全履行：1.因“红豆事件”而引发的任何诉讼、仲裁案件的全部审理及执行程序均已终结，且乙方未遭受财产损失；2.嘉吉公司针对乙方所涉合同可能存在的撤销权因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期间（五年）而消灭。2009年11月18日，中纺粮油公司取得汇丰源公司80%的股权。汇丰源公司成立后并未进行实际经营。
由于福建金石公司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导致无法执行，嘉吉公司遂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是确认福建金石公司与中纺福建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无效；二是确认中纺福建公司与汇丰源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无效；三是判令汇丰源公司、中纺福建公司将其取得的合同项下财产返还给财产所有人。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因嘉吉公司注册登记地在瑞士，本案系涉外案件，各方当事人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没有异议。本案源于债权人嘉吉公司认为债务人福建金石公司与关联企业田源公司、田源公司与汇丰源公司之间关于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建筑物、设备等资产的买卖合同，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而应当被认定无效，并要求返还原物。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福建金石公司、田源公司（后更名为中纺福建公司）、汇丰源公司相互之间订立的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嘉吉公司利益的合同？
本案所涉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如何？
一、关于福建金石公司、田源公司、汇丰源公司相互之间订立的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首先，福建金石公司、田源公司在签订和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的过程中，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系亲属关系，且柳锋、王晓琪夫妇分别作为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署。因此，可以认定在签署以及履行转让福建金石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设备的合同过程中，田源公司对福建金石公司的状况是非常清楚的，对包括福建金石公司在内的金石集团因“红豆事件”被仲裁裁决确认对嘉吉公司形成1337万美元债务的事实是清楚的。
其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订立于2006年5月8日，其中约定田源公司购买福建金石公司资产的价款为2569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464万元、房屋及设备作价2105万元，并未根据相关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报告作价。一审法院根据福建金石公司2006年5月31日资产负债表，以其中载明固定资产原价44042705.75元、扣除折旧后固定资产净值为32354833.70元，而《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中对房屋及设备作价仅2105万元，认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买福建金石公司资产价格为不合理低价是正确的。
在明知债务人福建金石公司欠债权人嘉吉公司巨额债务的情况下，田源公司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购买福建金石公司的主要资产，足以证明其与福建金石公司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时具有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且该合同的履行足以损害债权人嘉吉公司的利益。
第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签订后，田源公司虽然向福建金石公司在同一银行的账户转账2500万元，但该转账并未注明款项用途，且福建金石公司于当日将2500万元分两笔汇入其关联企业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账户；又根据福建金石公司和田源公司当年的财务报表，并未体现该笔2500万元的入账或支出，而是体现出田源公司尚欠福建金石公司“其他应付款”121224155.87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田源公司并未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向福建金石公司实际支付价款是合理的。
第四，从公司注册登记资料看，汇丰源公司成立时股东构成似与福建金石公司无关，但在汇丰源公司股权变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汇丰源公司在与田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时对转让的资产来源以及福建金石公司对嘉吉公司的债务是明知的。《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为2669万元，与田源公司从福建金石公司购入该资产的约定价格相差不大。汇丰源公司除已向田源公司支付569万元外，其余款项未付。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汇丰源公司与田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时恶意串通并足以损害债权人嘉吉公司的利益，并无不当。
综上，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田源公司与汇丰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嘉吉公司利益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均应当认定无效。
二、关于本案所涉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的法律后果
对于无效合同的处理，人民法院一般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判令取得财产的一方返还财产。本案涉及的两份合同均被认定无效，两份合同涉及的财产相同，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经从福建金石公司经田源公司变更至汇丰源公司名下，在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所涉房屋已经由田源公司过户至汇丰源公司名下、所涉设备已经由田源公司交付汇丰源公司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判令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汇丰源公司、取得房屋和设备的田源公司分别就各自取得的财产返还给福建金石公司并无不妥。
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该条规定应当适用于能够确定第三人为财产所有权人的情况。本案中，嘉吉公司对福建金石公司享有普通债权，本案所涉财产系福建金石公司的财产，并非嘉吉公司的财产，因此只能判令将系争财产返还给福建金石公司，而不能直接判令返还给嘉吉公司。
裁判要旨：
1.债务人将主要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在明知债务人欠债的情况下，未实际支付对价的，可以认定债务人与其关联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与此相关的财产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适用于第三人为财产所有权人的情形，在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普通债权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令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原财产所有人，而不能根据第五十九条规定直接判令债务人的关联公司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返还给债权人。
关联索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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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全文
案例信息
案例名称：台州某甲置业有限公司诉张某茂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案号：（2021）最高法民申6599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12-15 00:00:00
案例正文
台州某甲置业有限公司诉张某茂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案件信息
入库编号：2023-16-2-076-001
一级分类：民事
二级分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
庭审：再审
省份：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件证号：（2021）最高法民申6599号
裁判日期：2021-12-15 00:00:00
关键词：
民事,确认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和解协议,案外人债权,优先保护,债权人利益
基本案情：
原告台州某甲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张某茂、黄某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某乙置业公司）于2019年5月5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张某茂、黄某答辩称，《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合法有效，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认为案涉债权仍属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有以及《债权转让协议》实质是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授权张黄以自己的名义向林某铨等人主张债权等观点均没有依据。
被告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有限公司辩称，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且《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系在执行法院组织下促成的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无效情形，并已履行完毕。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5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张某茂、黄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将案涉全部《认购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和《股权转让款及代垫款项等往来结算对账确认函》项下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对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的债权本息及其他权益全部转让给张某茂、黄某；张某茂、黄某实现债权后，需首先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偿还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部分或全部的借款本息及滞纳金；若有剩余款项，张某茂、黄某的律师何某雄有权留取所实现债权的10%作为律师费，最后余款的50%作为张某茂、黄某收益，另50%作为债权转让款支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
2015年9月10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张某茂、黄某、何某瑞、李某龙签订《债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如果法院认定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按照《投资协议》及相关合同应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余款高于或等于263337309.59元，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转让给张某茂、黄某的债权本金数额确定为263337309.59元，由该债权本金产生的利息等全部权益也转让给张某茂、黄某。2018年12月29日，另案（2018）最高法民终904号民事判决确认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连带给付张某茂、黄某土地使用权转让款198158473.38元，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在20986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截至2019年2月20日，张某官主张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尚欠付其252120900元。2019年5月5日，张某茂、黄某和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约定将上述判决确认的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及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应偿还款共200193704.38元款及利息减为1.45亿元。各方当事人按照《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的约定，于2019年5月6日前执行完毕。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9）浙民初36号民事判决：1.驳回原告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2.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负担。
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终409号民事判决：1.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初36号民事判决；2.张某茂、黄某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5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无效；3.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0元，由张某茂、黄某、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负担。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5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6599号民事裁定：驳回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再审审查案件，应当依据再审申请人的申请再审事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进行审查。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的再审事由均不成立，理由如下： 关于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的问题。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新证据为福建省福清市公安局龙田派出所于2021年4月30日出具的《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于2021年4月25日作出的《询问笔录》《接收证据清单》及相关证据、于2021年5月3日作出的《询问笔录》、于2021年10月30日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的（2019）京0106民初32017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的（2019）京02民辖终110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904号判决确定的2.0019370438亿元中有7300万元涉嫌虚假诉讼，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实际债权总额应扣除该7300万元。
因此，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降低执行金额的情形。但本案审理的是张某茂、黄某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于2019年5月5日签订的《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是否无效的法律关系，而非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关于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的签订系考虑904号判决涉嫌虚假诉讼而非恶意串通降低执行金额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关于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经审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张某茂、黄某于2014年11月5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自愿将案涉上述全部《认购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和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及代垫款项等往来结算对账确认函》中对于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某丙公司、某丁公司所享有的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和股权转让款的债权本息及其他权益全部转让给张某茂、黄某；张某茂、黄某通过诉讼或非诉讼方式从林某铨等六债务人实现了债权，若张某茂、黄某实现的债权少于或等于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的借款本息、滞纳金，则张某茂、黄某须将实现的债权全部直接支付给张某官，以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偿还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部分或全部的借款本息、滞纳金；若张某茂、黄某实现的债权超过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的借款本息、滞纳金，则张某茂、黄某在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清偿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所欠张某官的借款本息、滞纳金的剩余款项中，张某茂、黄某的律师何某雄有权留取所实现债权的10%作为律师费，最后余款的50%作为张某茂、黄某收益，另50%作为债权转让款支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
2015年9月10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张某茂、黄某、何某瑞、李某龙签订《债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如果法院认定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按照《投资协议》及相关合同应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余款高于或等于2.6333730959亿元，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转让给张某茂、黄某的债权本金数额确定为2.6333730959亿元，由该债权本金产生的利息等全部权益也转让给张某茂、黄某。”2018年12月29日，904号判决确认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连带给付张某茂、黄某土地使用权转让款198158473.38元，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在20986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2019年2月20日，债权人张某官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至今仍未向其偿还分文借款本息为由向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总额252120900元，其中本金118710000元，利息133350900元,其他60000元。2019年5月5日，张某茂、黄某和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约定将904号判决确认的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及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应偿还共2.0019370438亿元减为1.45亿元，并于2019年5月6日前执行完毕《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
由上述事实可知，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是904号判决所列的案件当事人（第三人），《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所涉的执行依据是904号判决。台州某甲置业公司虽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张某茂、黄某，但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并未明确约定转让对价，而是约定根据张某茂、黄某能够实现的债权数额来确定债权转让对价的支付及分配方式，支付的首要对象为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债权人张某官，当有剩余款项时扣除律师费及张某茂、黄某的收益后，作为债权转让款支付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由此可见，案涉债权实现后的首要目的是偿还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对张某官的欠款，如实现的债权数额不足以覆盖应支付给张某官的全部欠款，则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仍需继续承担其对张某官的剩余欠付款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关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主张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减少了其受偿债权数额，亦影响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与张某茂、黄某、张某官的结算事宜，并主张《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存在无效情形，原判决认定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执行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的该项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关于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是否超出案涉债权转让目的范畴的问题。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及台州某乙置业公司主张《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并未损害国家、社会及其他人的利益，符合法定程序且已履行完毕，不应确认为无效。经审查，鉴于张某茂、黄某通过《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补充协议》虽受让取得案涉债权，但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其受让债权之目的仅在于实现债权后代台州某甲置业公司清偿债务，故张某茂、黄某受让台州某甲置业公司债权后行使权利亦不应超出该债权转让目的的范围。
在《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未得到台州某甲置业公司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张某茂、黄某在履行《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中减低了债务执行数额，不仅有损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利益，亦有违其受让债权的目的。原判决综合案涉相关事实，认定张某茂、黄某在明知债权转让目的以及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理应知晓其与张某茂、黄某在执行阶段签订《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关于降低债务执行数额的行为将有损台州某甲置业公司的利益，足以证明其存在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并无不当。
因案涉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原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认定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无效，亦无不当。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关于案涉《债权和解及担保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未超出案涉债权转让目的范畴未给国家、社会和其他人造成损害后果以及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符合法定程序且已履行完毕、被撤销或无效将使本案法律关系处于混乱状态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林某铨、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乙置业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裁判要旨：
《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所涉双方当事人，将生效判决所确认的偿还数额通过和解方式降低，违反了案外人债权优先得到保护的约定，故原判决认定签订上述和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并无不当。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4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207条、第211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0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95条 ###### 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初36号民事判决（2019年11月12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409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2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6599号民事裁定（202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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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全文
案例信息
案例名称：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案号：指导案例33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原件未载明
文本来源：已发布OCR。已核对PDF版本与页码，未进行OCR与原图的逐字比对；疑义请核对PDF。
案例正文
140指导案例033 号：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4 年12 月18 日发布）
关键词民事/确认合同无效/恶意串通/财产返还裁判要点1.债务人将主要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在明知债务人欠债的情况下，未实际支付对价的，可以认定债务人与其关联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与此相关的财产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适用于第三人为财产所有权人的情形，在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普通债权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令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原财产所有人，而不能根据第五十九条规定直接判令债务人的关联公司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返还给债权人。
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基本案情
141瑞士嘉吉国际公司（CargillInternationalSA，简称嘉吉公司）与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金石公司）以及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沈阳金石豆业有限公司、四川金石油粕有限公司、北京珂玛美嘉粮油有限公司、宜丰香港有限公司（该六公司以下统称金石集团）存在商业合作关系。嘉吉公司因与金石集团买卖大豆发生争议，双方在国际油类、种子和脂类联合会仲裁过程中于2005 年6 月26 日达成《和解协议》，约定金石集团将在五年内分期偿还债务，并将金石集团旗下福建金石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和固着物、所有的设备及其他财产抵押给嘉吉公司，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
2005 年10 月10日，国际油类、种子和脂类联合会根据该《和解协议》作出第3929 号仲裁裁决，确认金石集团应向嘉吉公司支付1337 万美元。2006 年5 月，因金石集团未履行该仲裁裁决，福建金石公司也未配合进行资产抵押，嘉吉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第3929 号仲裁裁决。2007 年6 月26 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对该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予以承认和执行。该裁定生效后，嘉吉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2006 年5 月8 日，福建金石公司与福建田源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源公司）签订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约定福建金石公司将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厂房、办公楼和油脂生产设备等全部固定资产以2569 万元人民币（以下未特别注明的均为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田源公司，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464 万元、房屋及设备作价2105 万元，应在合同生效后30 日内支付全部价款。王晓琪和柳锋
142分别作为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名。福建金石公司曾于2001 年12 月31 日以482.1 万元取得本案所涉32138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2006 年5 月10 日，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对买卖合同项下的标的物进行了交接。同年6 月15 日，田源公司通过在中国农业银行漳州支行的账户向福建金石公司在同一银行的账户转入2500 万元。福建金石公司当日从该账户汇出1300 万元、1200 万元两笔款项至金石集团旗下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账户，用途为往来款。
同年6 月19日，田源公司取得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008 年2 月21 日，田源公司与漳州开发区汇丰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汇丰源公司购买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设备等，总价款为2669 万元，其中土地价款603 万元、房屋价款334 万元、设备价款1732 万元。汇丰源公司于2008年3 月取得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汇丰源公司仅于2008 年4 月7 日向田源公司付款569 万元，此后未付其余价款。田源公司、福建金石公司、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及金石集团旗下其他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人均为王政良、王晓莉、王晓琪、柳锋。
王政良与王晓琪、王晓莉是父女关系，柳锋与王晓琪是夫妻关系。2009 年10 月15 日，中纺粮油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纺粮油公司）取得田源公司80%的股权。
2010 年1 月15 日，田源公司更名为中纺粮油（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福建公司）。
汇丰源公司成立于2008 年2 月19 日，原股东为宋明权、杨淑莉。
2009 年9 月16 日，中纺粮油公司和宋明权、杨淑莉签订《股权转让协
143议》，约定中纺粮油公司购买汇丰源公司80%的股权。同日，中纺粮油公司（甲方）、汇丰源公司（乙方）、宋明权和杨淑莉（丙方）及沈阳金豆食品有限公司（丁方）签订《股权质押协议》，约定：丙方将所拥有汇丰源公司20%的股权质押给甲方，作为乙方、丙方、丁方履行“合同义务”之担保；“合同义务”系指乙方、丙方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质押协议》项下因“红豆事件”而产生的所有责任和义务；“红豆事件”是指嘉吉公司与金石集团就进口大豆中掺杂红豆原因而引发的金石集团涉及的一系列诉讼及仲裁纠纷以及与此有关的涉及汇丰源公司的一系列诉讼及仲裁纠纷。
还约定，下述情形同时出现之日，视为乙方和丙方的“合同义务”已完全履行：1.因“红豆事件”而引发的任何诉讼、仲裁案件的全部审理及执行程序均已终结，且乙方未遭受财产损失；2.嘉吉公司针对乙方所涉合同可能存在的撤销权因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期间（五年）而消灭。2009 年11 月18 日，中纺粮油公司取得汇丰源公司80%的股权。汇丰源公司成立后并未进行实际经营。由于福建金石公司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导致无法执行，嘉吉公司遂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是确认福建金石公司与中纺福建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无效；二是确认中纺福建公司与汇丰源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无效；三是判令汇丰源公司、中纺福建公司将其取得的合同项下财产返还给财产所有人。
裁判结果
144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 年10 月23 日作出（2007）闽民初字第37 号民事判决，确认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后更名为中纺福建公司）之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田源公司与汇丰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判令汇丰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福建金石公司返还因上述合同而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中纺福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福建金石公司返还因上述合同而取得的房屋、设备。
宣判后，福建金石公司、中纺福建公司、汇丰源公司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 年8 月22 日作出（2012）民四终字第1 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因嘉吉公司注册登记地在瑞士，本案系涉外案件，各方当事人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没有异议。本案源于债权人嘉吉公司认为债务人福建金石公司与关联企业田源公司、田源公司与汇丰源公司之间关于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建筑物、设备等资产的买卖合同，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而应当被认定无效，并要求返还原物。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福建金石公司、田源公司（后更名为中纺福建公司）、汇丰源公司相互之间订立的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嘉吉公司利益的合同？本案所涉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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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福建金石公司、田源公司、汇丰源公司相互之间订立的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首先，福建金石公司、田源公司在签订和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的过程中，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系亲属关系，且柳锋、王晓琪夫妇分别作为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署。因此，可以认定在签署以及履行转让福建金石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设备的合同过程中，田源公司对福建金石公司的状况是非常清楚的，对包括福建金石公司在内的金石集团因“红豆事件”被仲裁裁决确认对嘉吉公司形成1337 万美元债务的事实是清楚的。
其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订立于2006 年5 月8日，其中约定田源公司购买福建金石公司资产的价款为2569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464 万元、房屋及设备作价2105 万元，并未根据相关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报告作价。一审法院根据福建金石公司2006 年5 月31 日资产负债表，以其中载明固定资产原价44042705.75 元、扣除折旧后固定资产净值为32354833.70 元，而《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中对房屋及设备作价仅2105 万元，认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买福建金石公司资产价格为不合理低价是正确的。
在明知债务人福建金石公司欠债权人嘉吉公司巨额债务的情况下，田源公司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购买福建金石公司的主要资产，足以证明其与福建金石公司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时具有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且该合同的履行足以损害债权人嘉吉公司的利益。
146第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签订后，田源公司虽然向福建金石公司在同一银行的账户转账2500 万元，但该转账并未注明款项用途，且福建金石公司于当日将2500 万元分两笔汇入其关联企业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账户；又根据福建金石公司和田源公司当年的财务报表，并未体现该笔2500 万元的入账或支出，而是体现出田源公司尚欠福建金石公司“其他应付款”121224155.87 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田源公司并未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向福建金石公司实际支付价款是合理的。
第四，从公司注册登记资料看，汇丰源公司成立时股东构成似与福建金石公司无关，但在汇丰源公司股权变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汇丰源公司在与田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时对转让的资产来源以及福建金石公司对嘉吉公司的债务是明知的。《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为2669 万元，与田源公司从福建金石公司购入该资产的约定价格相差不大。汇丰源公司除已向田源公司支付569 万元外，其余款项未付。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汇丰源公司与田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时恶意串通并足以损害债权人嘉吉公司的利益，并无不当。
综上，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田源公司与汇丰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嘉吉公司利益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均应当认定无效。
二、关于本案所涉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对于无效合同的处理，人民法院一般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
147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判令取得财产的一方返还财产。本案涉及的两份合同均被认定无效，两份合同涉及的财产相同，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经从福建金石公司经田源公司变更至汇丰源公司名下，在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所涉房屋已经由田源公司过户至汇丰源公司名下、所涉设备已经由田源公司交付汇丰源公司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判令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汇丰源公司、取得房屋和设备的田源公司分别就各自取得的财产返还给福建金石公司并无不妥。
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该条规定应当适用于能够确定第三人为财产所有权人的情况。本案中，嘉吉公司对福建金石公司享有普通债权，本案所涉财产系福建金石公司的财产，并非嘉吉公司的财产，因此只能判令将系争财产返还给福建金石公司，而不能直接判令返还给嘉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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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全文
案例信息
案例名称：杨长富诉林锦、韦晓霜债权人撤销权案
案号：(2017)桂08民终1328号
审理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原件未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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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正文
一、合同的成立与生效1债权人撤销权案件应否先确认合同效力——杨长富诉林锦、韦晓霜债权人撤销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8民终1328号民事判决书2.案由:债权人撤销权纠纷3.当事人原告(被上诉人):杨长富被告(上诉人):林锦、韦晓霜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17日,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林锦返还投资款250万元、支付投资回报金250万元及利息给原告杨长富。该判决生效后,林锦未履行判决的义务,并于2016年11月15日将其所有的保时捷卡宴小型越野客车一辆过户到被告韦晓霜名下,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载买卖的车价
为60万元。原告称二被告已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多年并育有一女,二被告称林锦于2013年向韦晓霜借款20万元,约定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后因林锦无法还款,故约定以车抵债。
【案件焦点】
债权人撤销权案件是否应当先审查转让合同的效力。
【法院裁判要旨】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二被告共同辩称被告林锦以讼争车辆抵销所借被告韦晓霜的20万元借款及利息,既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且辩称的借款本息与买卖车价也不相符,对二被告的辩解依法不予采信。二被告的车辆转让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所述的“无偿转让财产”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林锦、韦晓霜之间买卖保时捷卡宴小型越野客车(车牌号原为:桂× ×××××,现为:桂××××××)的行为。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锦、韦晓霜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认为: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以车抵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被上诉人已申请查封了广西平南县宏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30套房子,足以偿还林锦所欠被上诉人的债务。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查明林锦及广西平南县宏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债达6000多万元且存在3000万元工程款优先受偿的情况。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
【法官后语】
债权人撤销权案件,存在与合同无效法条竞合的情况,当发生竞合的时候,如何适用法律尚无统一认识。本案即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原告所称
二被告存在特殊关系属实,那么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债权即转让合同无效的可能性就很大。
我们主张当出现合同无效与债权人撤销权竞合时,如果债权人基于债权人撤销权请求撤销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行为,那么应当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理由如下:从立法精神的角度而言,立法者的目的主要还是更有效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既然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那么当事人无论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还是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均系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如若当事人选择行使债权人撤销权,那么我们应当尊重其选择。若是法院首先主动适用合同无效的规定,那么该制度存在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也将违背该制度设立的初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虽然该解释的原意是由债权人选择主张撤销债务人哪一个或几个转让财产和放弃债权的行为,但该解释蕴含的法理与上文中所说的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的观点不谋而合。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债权撤销权属于合同法中的特别规定,而合同无效的规定属于一般性的规定,法条竞合时,应当适用特别规定。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符合效率原则。
合同无效的证据要求比债权人撤销权的更高,当案件事实不清时,法院是否应当依职权调取证据?是否属于法院主动调查的范围?适用合同无效的规定,案件审理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否会更多?案件的审理时间是否会更长?这与我们追求效率的原则是否相符?与民商事活动的效率原则又是否相符?答案不言而喻。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符合公平原则。虽然法院无论是判决撤销合同还是确认合同无效,其后果都是合同自始无效,但对于债权人来说,效果却是不同的,因为如果判决合同无效,那么债权人基于撤销权所诉请的律师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就得不到支持,这对债权人来说并不公平。
综上,当法条竞合时,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符合立法原意、制度
的设立初衷,更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也与法院审理案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相符。故而在本案的处理中,没有首先审查合同的效力而径行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规定予以判决。
编写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人民法院 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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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信息
案例名称：陈某诉陶甲等债权人撤销权案
案号：(2023)桂02民终1513号
审理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原件未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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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正文
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合同纠纷38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债权人可行使撤销权——陈某诉陶甲等债权人撤销权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桂02民终1513号民事判决书2.案由：债权人撤销权纠纷3.当事人原告(上诉人):陈某被告(被上诉人):陶甲、陶乙、温某、韦某
【基本案情】
一、陶甲对陈某负有债务陈某于2014年12月17日将其所有的商铺作价16676825元出售给陶甲，并于2018年3月13日将该商铺登记至陶甲名下。但陶甲未支付款项。陈某于2018年3月1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陶甲向陈某支付购房款16676825元及利息。但经法院强制执行，陶甲仍未清偿债务。
二、陶甲2021年期间将房产转移登记至其近亲属名下据当事人陈述，温某是陶甲的母亲，陶甲是张某、陶乙的母亲，张某与韦某是夫妻关系。
1. 2021年5月16日，陶甲与温某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并于2021年7月16日将其名下的1号房屋过户登记给温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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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债权人撤销权纠纷392.2021年3月3日，陶甲与张某、韦某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并于2021年7月30日将其名下的7号房屋过户登记给张某、韦某。
3.2021年7月8日，陶甲与张某签订三份《不动产买卖合同》,并于2021年7月22日将其所有的窑埠古镇三套房屋各1??额过户登记给张某。
4.2021年7月12日，陶甲与其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陶乙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于2021年7月23日将其所有的27-1号房屋10??额过户登记给陶乙。
另查，银行流水显示，除了陶甲等人主张的用于案涉房屋买卖款项交付外，温某、陶甲、张某银行账户之间还存在极为频繁的大额转账。
陈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撤销陶甲与温某、张某、韦某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温某、张某、韦某向陶甲归还相应房屋。(2)确认陶甲与陶乙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无效，陶乙向陶甲归还相应房产。
【案件焦点】
1.涉案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应如何认定，是否存在法定撤销情形；2.陈某关于返还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法院裁判要旨】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陶甲与温某、张某、韦某之间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不存在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情形，且均已足额支付房款，不符合法定撤销情形。其次，陶甲与陶乙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因所涉房屋的原所有人黄某确认系其赠与陶乙，故该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归还代持的房屋；则归还行为有效，买卖合同无效。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五百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陶甲、陶乙于2021年7月12日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无效；
二、驳回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合同纠纷40陈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合同效力问题。首先，陶甲、温某、张某、韦某是亲属关系，存在共同利益，相互之间进行协议签订、款项流转等操作较便利且风险性小。本案除主张的房款支付外，陶甲等人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转款，且数额大、时隔短。当事人未能证明或合理解释每一笔大额转账的交易事实。并且，温某、张某、韦某均未能证明本人收入状况及有真实购房需求。综合来看，陶甲在2014年购买陈某商铺时，即负有支付房款的义务，但其通过借款抵押、出售等形式处置个人房产，所得款项并非用于偿债，反而将自己置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状态。
温某、张某、韦某作为陶甲亲属，实际上参与了陶甲实施转移财产规避履行债务的行为。因此，陶甲与温某、张某、韦某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是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其次，陶甲作为陶乙的法定代理人，以陶乙的名义与自己签订了《不动产买卖合同》。因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代持事实，故其关于返还代持房产的主张不能成立。综合全案事实，该合同实际上是陶甲恶意转移财产以规避债务，并非真实的交易，故应当无效。
因不动产买卖合同无效，温某、张某、韦某、陶乙应当将案涉房屋恢复登记至陶甲名下。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22)桂0203民初4131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陶甲与温某于2021年5月16日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无效，陶甲、温某将1号房屋恢复登记至陶甲名下；
三、确认陶甲与张某、韦某于2021年3月3日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无效，陶甲、张某、韦某将7号房屋恢复登记至陶甲名下；
四、确认陶甲与张某于2021年7月8日签订的三份《不动产买卖合同》无
五、债权人撤销权纠纷41效，陶甲、张某将古镇三套房屋各1??额恢复登记至陶甲名下；
五、确认陶甲与其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陶乙于2021年7月12日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无效，陶甲、陶乙将27-1号房屋10??额恢复登记至陶甲名下；
六、驳回陈某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后语】
本案中，债权人陈某基于撤销权规则主张权利，但经审查，债务人陶甲将其名下房产转让给自己的近亲属，约定了合理价格，并能够指出特定的几笔转款属于交易对价，因此，即便其与近亲属相互之间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的账款往来，从形式上看，该交易行为亦仍难以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权情形。但是，综合全案事实，可以确认其与近亲属实施了恶意串通规避债务履行以损害债权人陈某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此特殊情形下，如何克服债权人选择法律关系与法院认定之间的冲突，实质性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是本案探讨的问题。
本案观点如下：
一、法院应当依职权审查合同的效力恶意串通规则和债权人撤销权规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分别属于合同效力认定与债的保全制度。当债务人与相对人实施恶意诈害债权行为，则发生了恶意串通规则与债权人撤销权规则竞合，债权人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救济途径主张权利。虽然债权人未以恶意串通规则请求确认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行为无效，但其行使撤销权，包含了使合同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实体后果，与确认无效的法律后果相同，且诉争法律行为效力属人民法院应予审查的范畴。
因此，即便当事人诉请的合同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情形，人民法院亦应当依职权审查合同效力。
具体到本案中，一是陶甲在2014年购买陈某商铺时，即负有支付购房款的义务，但其不仅分文未付，反而通过借款抵押、出售等形式处置个人房产，亦未将处置房产所得款项用于偿还债务，而是将自己置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状态。
由此可以确认陶甲存在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行为。二是除陈某所主张的房
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合同纠纷42款支付外，陶甲与其近亲属相互之间还存在大量的转款，数额大、时隔短，账目混乱，且当事人未能证明或合理解释每一笔大额转账的交易事实。三是陶甲、温某、张某、韦某是近亲属关系，相互之间进行协议签订、款项流转等操作较为便利且风险性较小。加之，温某、张某、韦某均未能证明本人收入状况及真实的购房需求。因此，温某、张某、韦某签订案涉合同实质上是与陶甲一同实施转移财产规避履行债务，以侵害债权人陈某的权益。该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二、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后，应当就法律后果作出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可知，合同确认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相同，则债权人以撤销权诉请的相对人向债务人返还财产的内容，与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后相对人应当依法向债务人返还财产的内容，性质上均是合同不具有法律约東力的后果。因此，法院可以基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对财产返还问题作出判决。
本案中，陶甲和温某、张某、韦某签订的涉案合同无效，故行为相对人温某、张某、韦某应当将相应房屋返还给陶甲，并配合其办理过户登记。至于陶甲是否应当向温某、张某、韦某返还款项，因当事人没有提出诉讼请求，故法院不予审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基于债权人撤销权而判决相对人向债务人返还财产的内容，可以作为申请执行的依据，即债权人可以据此申请执行相对人财产，以实现自己的债权。但是，基于合同无效的财产返还，应当严格遵循“入库原则”,即该财产应当首先归入债务人的财产范围，再由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执行。
编写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丘洪兵 周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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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信息
案例名称：毕某某与杨某2楼、李某某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再审审查民事案
案号：(2025)鲁02民申415号
审理法院：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5-05-26
案例正文
毕某某与杨某2楼、李某某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再审审查民事案
(2025)鲁02民申415号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05-26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毕某春与杨某楼、李某霞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5）鲁02民申4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毕某春，女，197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董董，山东海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某楼，男，1963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霞，女，196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一审第三人：杨某，男，199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再审申请人毕某春因与被申请人杨某楼、李某霞、一审第三人杨某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4）鲁02民终1333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毕某春申请再审称，一、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2024）鲁02民终13336号、（2024）鲁0203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并依法支持再审申请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二、事实和理由。（一）二审判决作认定两被申请人2021年离婚协议中关于涉案房屋归李某霞所有的分割约定不存在价值明显失衡、再审申请人提交的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明显失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此认定作出的一、二审判决明显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1.李某霞对杨某楼的涉案债务知情，其存在与杨某楼恶意串通，转移杨某楼名下财产的主观故意。李某霞与杨某楼2014年7月22日的离婚协议财产处理中明确约定；“1.房子青岛市定陶路2号甲单元102户，60平方，户主样延楼。
2.债务：有，归男方。3.老家厂房（养猪合作社）胶西镇大刘家疃中村316号，3000平方，两人平分。青岛房屋抵债，剩下的两人平分”，该离婚协议的财产处理内容，足以证明李某霞对杨某楼的债务是知情的，并且两人已对债务的承担做出了相应的约定。后两人虽于2016年1月29日复婚，但该离婚协议关于财产处理的约定依然有效，涉案路楼的债务。2.涉案房楼的个人财产。杨某楼通过（2021）鲁0202民初3161号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案分得的1093173.8元拆迁安置补偿款支付，李某霞虽声称涉案房屋杨某楼未出资，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出资行为，以上事实和证据足以证明涉案房楼个人财产，并非两被申请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杨某楼用个人财产购买涉案房屋后，两人又恶意串通通过协议离婚、诉讼等方式将涉案房屋转移李某霞名下，逃避其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两被申请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诉讼的方式在未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再次恶意改变2014年7月22日离婚协议中的约定，将定陶路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款瓜分、将涉案**楼与原审第三人杨某（杨某楼与李某霞婚生子）共同共有，在该案件中李某霞已经涉案房屋其享有的份额赠与原审第三人杨某。李某霞在领取115万元拆迁安置补偿款后，两被申请人又通过协议离婚的方式的再次离婚，再次恶意改变在（2021）鲁0202民初3161号案达成的涉案房屋分割调解协议，将本属于杨某楼、原审第三人杨某共同共有的涉案房屋转移至李某霞名下，再次将涉案房屋转移分割。
3.胶州厂房是建设在基本农田上的违章建筑，没有任何审批手续，早晚要被相关部门拆除，原审认定的价值及经营收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即使该厂房有价值或可产生经济收益，与涉案房产的价值也相差巨大，两者之间价值明显失衡的情况依然存在，两被申请人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依然存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请求依法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规定：“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重点审查债务人是否存在无偿处分财产、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具体到本案，应重点审查杨某楼与李某霞之间的案涉离婚协议中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是否存在明显失衡。审查认为，综合杨某楼、李某霞在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的诉讼意见及陈述可以看出，杨某楼在与李某霞婚姻存续期间存在一定过错。
李某霞在几次诉讼中称二次离婚时换取涉案房屋系为儿子杨某结婚打算，亦较符合一般人的通常思维和社会常情常理。综合各方当事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和庭审陈述，难以认定2021年杨某楼与李某霞的离婚协议中关于涉案房屋归李某霞所有、胶州厂房归杨某楼所有的分割约定存在利益明显失衡的情形，原审据此认定本案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情形，未支持毕某春要求撤销杨某楼、李某霞离婚协议关于涉案房屋归李某霞的约定等诉求并无不当。
综上，毕某春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毕某春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陈明明审 判 员 孙 震审 判 员 姜 蓉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赵清尘书 记 员 任盛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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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信息
案例名称：青岛招万投资有限公司、刘燕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1）鲁0211民初22784号
审理法院：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2-01-25
案例正文
青岛招万投资有限公司、刘燕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2021）鲁0211民初22784号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2022-01-25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11民初22784号
原告：青岛招万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华鲁国际御龙广场小区1号楼1单元64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1553960183U。
法定代表人：管建欣，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迎，山东德衡（上合示范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鑫，山东德衡（上合示范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刘燕，女，197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山，山东禄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秦涛，男，197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堃，胶州迅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王永惠，女，194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堃，胶州迅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青岛招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万公司）与被告刘燕、秦涛、王永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招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迎、庄鑫，被告刘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山，被告秦涛、王永惠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招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刘燕与秦涛《离婚协议》中共同财产处理的内容无效；2.依法确认被告秦涛与王永惠关于胶州市常州路423号常州路冠华2小区5号楼1单元202、胶州市常州路437号市南小区C16号楼3单元401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3.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刘燕于2012年陆借款2150万元，至2013年4月尚欠原告本金1475万元，2018年11月5日原告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8)鲁02民初19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燕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475万元及以1475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
此案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终于2020年9月22日作出(2020)鲁24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被告刘燕与秦涛于2014年10月11日协议离婚，签订《离婚协议》，其中财产处理部分约定：“家庭财产属秦涛名下的胶州市常州路423号常州路冠华2小区5号楼1单元202房屋一套、胶州市常州路437号市南小区C16号楼3单元401的房屋一套归秦涛所有，刘燕自愿以其中的一套房屋折抵抚养费而放弃物权”，上述房屋为刘燕与秦涛的共同财产，刘燕在离婚时，明知对外有巨额债务以折抵抚养费为由放弃自己的财产份额。
因离婚时婚生子已13周岁，按照离婚协议约定的每月500元的抚养费至孩子18周岁抚养费总额仅3万元，而离婚时房屋的价值近百万元，显然二被告系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该条款无效。被告秦涛于2016年6月1日又将该两套房屋过户给其母亲王永惠，王永惠作为秦涛的母亲对刘燕、秦涛的财产情况及离婚事实及债务情况显然是知情的故其系与二人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望判如所请。
刘燕辩称，一、秦涛与刘燕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依法分割家庭财产，没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更无恶意串通损坏第三人利益的情况存在。1、招万公司诉称刘燕系从2012年开始向其借款，实际情况是刘燕受他人委托从招万公司借款。刘燕因该借款系间接代理，从未向秦涛说起过此事，该借款直接由招万公司出借汇给实际借款人，还款也有实际借款人直接偿还招万公司，该过程秦涛毫不知情。而刘燕和秦涛因夫妻感情破裂，在2014年即予以离婚，离婚时，考虑到秦涛对孩子进行抚养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同意由秦涛对孩子进行抚养，并自愿将一套房产的产权给秦涛，并不存在恶意串通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直到2016年招万公司对刘燕和秦涛提起诉讼，秦涛向刘燕求证此事，刘燕才将受他人委托向招万公司借款的事情告知了秦涛。在此之前，刘燕认为自己不是实际借款人并不欠招万公司款项，并未告知秦涛上述受他人委托向招万公司借款事实。以上所述完全属实，刘燕和秦涛无任何恶意串通损坏第三人利益的情况存在。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此处的“恶意串通”为主观因素，是指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共同的目的，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本案中，招万公司要求确认秦涛与刘燕的离婚协议中有关夫妻财产分割的约定无效，但招万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秦涛在离婚时存在与刘燕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也无法证明秦涛与刘燕系为了逃避债务而“假离婚”。招万公司主张案涉离婚协议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约定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应支持。
二、招万公司在2019年3月20日已知晓涉案房产已转移至王永惠名下，现其提起诉讼，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其诉请应当依法予以驳回。2019年3月20日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2018)鲁02民初1970号，招万公司向法庭提交了涉案房产的相关卷宗，完全知晓涉案房产已转移至王永惠名下。《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一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按照该规定，该时效规定属排斥期间规定，招万公司在2021年4月14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招万公司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招万公司对刘燕的诉讼请求。
秦涛辩称，原告起诉刘燕的纠纷已历经中院、省高院、最高院的三级裁判，三次裁判均确认该债务不是刘燕、秦涛的夫妻共同债务，秦涛不清楚刘燕的欠款事实，也从未使用涉案资金，原告此诉属缠诉，滥用诉权，刘燕、秦涛离婚析产不仅是对共同财产的分割，其中包含了复杂的家庭伦理因素以及对孩子的浓厚感情和对孩子未来的考量，不能单纯以价值来衡量，而原告作为第三人，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规定，无权主张协议无效。
王永惠辩称，在秦涛与王永惠的转让过程中，迄今为止与原告不存在任何直接关系，原告无权主张协议无效。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刘燕与秦涛于1998年5月19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1年3月9日生育一子秦路凯。2014年10月11日，刘燕与秦涛以夫妻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在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登记手续。离婚协议约定：1、双方婚生子秦路凯随父亲秦涛生活，刘燕负担抚养费每月500元至自立止；2、家庭财产中属秦涛名下的胶州市××小区××号楼××单元××房屋一套，胶州市冠华2小区5号楼1单元202房屋一套归秦涛所有，刘燕自愿以其中的一套房屋折抵抚养费而放弃物权,其他各自的家庭财产归各自所有。
刘燕在未找到其他居所之前，可以无偿居住在胶州市××小区××号楼××单元××户。各自所负债务由各自负担，无其他共同债务。
二、2018年11月5日，招万公司以刘燕为借款人，刘泉为资金实际使用人，吕胜霞为担保人，秦涛为刘燕配偶共同使用了借款资金为由，以上述四人为共同被告，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燕、刘泉、吕胜霞、秦涛偿还其借款本金1475万元及利息。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刘燕与招万公司存在借贷合意，且招万公司已支付借款。刘燕向招万公司的借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且其借款均支付给第三人。未认定刘燕将借款项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对招万公司要求秦涛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刘燕向招万公司承担还款责任，驳回招万公司对刘泉、吕胜霞、秦涛的诉讼请求。招万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后招万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
三、2021年4月28日，招万公司就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向该院申请执行。因被执行人刘燕经查控系统查询，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该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四、2016年5月23日，秦涛将胶州市××小区××号楼××单元××房屋一套，胶州市冠华2小区5号楼1单元202房屋以二手房买卖的形式已转给其母亲王永惠。后王永惠将胶州市常州路437号市南小区Ｃ16号楼3单元401户出售给案外人方海旭。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处分其财产是否无效。我国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情形有以下五种情形：（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招万公司是以刘燕与秦涛、王永惠恶意串通，损害了招万公司的合法权益而主张处分财产无效。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应为：(一)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
即明知或者知其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二)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串通是指相互串连、勾通，使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在实现非法目的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当事人约定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该种合同行为。(三)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恶意串通的结果，应当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获得利益。
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谋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的时候，法律就要进行干预。刘燕与秦涛离婚协议中共同财产处分的内容系其双方之间的约定，该约定项下的财产没有涉及国家、集体及第三人的财产，不能当然认定刘燕与秦涛离婚协议的内容存在主观上恶意串通，而损害招万公司借贷的利益。招万公司认为刘燕与秦涛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行为，依照法律规定招万公司应行使撤销权而非确认合同无效。招万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秦涛与刘燕恶意串通签订的离婚协议，对招万公司要求确认刘燕与秦涛离婚协议中共同财产处理的内容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招万公司要求确认秦涛与王永惠关于胶州市常州路423号冠华2小区5号楼1单元202，胶州市常州路437号市南小区C16号楼3单元401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青岛招万投资有限公司要求确认被告刘燕与秦涛离婚协议中共同财产处理的内容无效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青岛招万投资有限公司要求确认被告秦涛与王永惠关于胶州市常州路423号冠华2小区5号楼1单元202，胶州市常州路437号市南小区C16号楼3单元401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青岛招万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网上上诉(登录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登录地址:lsfwpt.sdcourt.gov.cn:7865)，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缴纳上诉费的，视为未上诉。
审 判 员 安丰琦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孙方功
书 记 员 孟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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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信息
案例名称：周某3;周某2;周某1;李某2;谢某2甲;李某1;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审民事案
案号：(2025)苏04民终5008号
审理法院：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5-12-09
案例正文
周某3;周某2;周某1;李某2;谢某2甲;李某1;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审民事案
(2025)苏04民终5008号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12-09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李某甲;谢某甲;李某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5）苏04民终50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甲，男，1974年5月2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乙，男，1966年11月30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丙，男，1966年12月16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巫某，江苏天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甲，男，1955年2月25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思佳，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某，女，1960年2月4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思佳，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乙，男，1984年9月18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XX，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
上诉人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因与被上诉人李某甲、谢某、李某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25）苏0413民初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5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25）苏0413民初501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判决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案涉五不动产购置时间在2010年至2015年，后续转让时间为2016年，三原告此时与某公司尚未发生往来，故原告主张被告方的系列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其权益，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第一，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抽逃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该股东应包括转让股东和受让股东。
现生效的（2023）苏0413民初9029、9031、9032民事判决书已确认李某甲作为受让股东与转让股东陈某对三上诉人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另外（2024）苏某申90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根据李某甲和其他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在案书证可知，李某甲对相关款项的用途是明知的，故李某甲对2280万元抽逃出资符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后李某甲作为股权受让人受让了陈某名下2650万元股权，二审法院认定李某甲对陈某抽逃出资的228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亦无不当”。
特别是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又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明江苏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的经营及管理均是由李某甲实际负责，李某甲是某公司的实控人，其对某公司的股东抽逃出资不仅仅是明知而是其一手安排和掌控的。既然已认定李某甲作为受让股东因抽逃出资对三上诉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则依照相关司法实践，股东抽逃出资，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必将使债权人的债权风险增加，在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形下，债权可能无法得到清偿。且债权人不仅无法获知公司真正的资信状况，也无法履行自己应有的注意义务，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的责任应自其实施抽逃行为之日起产生，即使在抽逃出资时公司尚未产生债务，但抽逃出资的股东仍应对公司将来可能产生的债务在公司不能清偿时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结合本案，李某甲抽逃出资的时间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为2010年1月16日，因此李某甲因抽逃出资承担责任的时间为2010年1月16日。即使当时某公司尚未产生债务，但作为包括李某甲在内的抽逃出资的股东因抽逃出资比例在95%以上，某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某公司经营产生债务是必然的，这一点李某甲作为某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和实控人是完全清楚的，也是应当预见的。
按照法律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后应立即归还抽逃的出资，李某甲不仅没有返还反而想方设法转移其名下财产。结合本案，案涉五不动产购置时间在2010年至2015年，后续转让时间为2016年，三上诉人虽然此时尚未与某公司发生往来，但李某甲、谢某将财产无偿赠与李某乙的时间均是在李某甲抽逃出资时间之后，在一审中，法院依据三上诉人申请调取了谢某在常州市金坛区公安分局的询问笔录，谢某详细陈述了讼争的五套房子全部都是由李某甲、谢某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的且主要是李某甲的收入，该五套房子应属于李某甲、谢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虽然北京清林路的房子及常州某的房子初始登记在谢某名下并有李某甲放弃份额的声明，但根据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该两套房子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李某甲、谢某内部约定的内容不得对抗债权人或善意第三人，李某甲无偿赠与谢某的行为属于李某甲逃避债务的行为，属于恶意转让，应认定为无效，除非李某甲、谢某能提供证据证明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证据。另三套房子李某乙陈述是其以自有资金出资购买的，但自始至终李某乙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据了解，北京南沙湾的房子是2007年购买的，而李某乙尚未参加工作,其根本没有能力购买。
苏州某的房子(2018年购买的）及金坛区栖溪庄园的房子（2016年购买的）合计800多万元，李某乙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普通工作人员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去买房子了，显然其陈述的内容是虚假的。第二，李某甲、谢某将财产无偿赠与李某乙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应认定为无效。现已确认无偿赠与的时间为2016年，而李某甲承担抽逃出资责任时间为2010年，无偿赠与时间在李某甲抽逃之后。本案争议焦点就是三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恶意串通行为是否损害了包括三上诉人等债权人在内的利益。
李某乙在（2024）苏0413民初1700号案件中明确自认对某公司注册资本抽逃后用于购买金坛某（当时是建某公司，负责人是李某甲）的股权的情况是了解的，结合其法学研究生的身份，应当认识到此行为属于抽逃出资。其后李某甲一直担任金坛某及某公司的负责人及股东长达七、八年之久，任职期间，正是由于抽逃出资的款项是支付了金坛某的改制拍卖款,李某甲才能作为金坛某的负责人享受了两千多万的收益，该收益可以说是与李某甲等人抽逃出资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李某乙应当知道其父对某公司的巨额出资义务。
在此背景下，仍然无偿接受李某甲、谢某的巨额无偿赠与，显然构成恶意串通。特别是李某甲、谢某与李某乙属于特殊的身份关系，并且是无偿赠与，他们的行为实质减损了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并致使包括三上诉人等人在内的债权人的债权有不能清偿的风险且债务人不能提供充足有效的履行担保，应认定为属于恶意串通的逃避债务的行为，转让行为无效。现三上诉人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由于李某甲名下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财产，导致执行陷入僵局，严重侵害了三上诉人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李某甲、谢某无偿转移给李某乙的财产高达数千万元之巨，二人名下除退休工资外几乎没有任何财产。李某甲系公务员退休，谢某是事业单位退休，家境殷实，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对外举债，李某乙从事法律工作，也无需对外举债。但在一审中，李某乙陈述北京清林路及苏州某的房子在2021年已出售，常州某的房子及金坛滨河广场的房子均设定了抵押贷款。如此巨大的财产着急转移、着急变现、设定抵押，显然也是恶意串通为逃避法院执行做准备。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判决错误，望依法裁决。
李某甲、谢某辩称，二审程序应当严格遵循二审审理的范围进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一、赠与行为发生的时候上诉人的债权尚未形成，更不存在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可能性。双方没有任何法律和时间上的因果关系。
二、一审法院认定的关于案涉房屋权属的事实清晰正确。上诉人所称的五套房产的购置时间均早于2024年，而且产权登记是明确的，李某甲从来没有成为任何一套房产的权利人，因此上诉人无权将这五套房产纳入李某甲的责任财产范围。
三、一审法院认定购房资金来源合法，与抽逃出资无关。上诉人一直在混淆一个概念，他将李某甲的责任定义为抽逃出资的行为，但是根据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文书，李某甲的责任是作为瑕疵出资的股权受让人承担补充责任。李某甲没有实施过抽逃出资的行为，谢某和李某乙的购房资金来源属于合法收入，与某公司的资金也没有任何关联。
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1、关于李某甲的责任性质，是作为瑕疵出资股权受让方的连带责任，而非抽逃出资的责任。所以资金来源不存在任何问题，也与上诉人所谓的公司股东抽逃的资金无关。2、李某甲所负债务的性质，根据判决文书所述，承担的是个人债务，个人债务只能以个人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个人的份额来进行清偿。但是本案案涉的五套房产，有三套初始就登记在李某乙名下，和李某甲、谢某夫妻无关，还有房产在初始登记的时候已经属于谢某个人所有。上诉人无权对这两套登记在谢某名下的房产主张为夫妻共同财产。
上诉人所主张的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是未满足的，因为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是非常严苛的，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是本案2016年发生赠与行为的时候，上诉人和某公司根本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往来。所以在实施赠与行为的时候，既无法预见上诉人的债权，也不存在损害其利益的故意，更不存在恶意串通。4、赠与的两个房产并非李某甲对三上诉人的责任财产，责任财产是债务人名下拥有的，可以用来清偿个人对外债务的财产。但是在本案中只有三个上诉人对李某甲的债权确认以后，李某甲转移自己财产的行为才有可能构成减损责任财产。
但是2016年赠与行为发生的时候，这些债权债务都没有产生，所以他处分财产的行为不构成对责任财产的减损。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李某乙未陈述意见。
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某甲、谢某共同出资购买的登记在谢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常州市钟楼区房屋无偿赠与李某乙的行为无效；李某甲、谢某共同出资登记在李某乙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12幢601室房屋、常州市金坛区房屋无偿赠与的行为无效。2.要求李某乙将诉争的3套房屋（北京2套、苏州1套）按2021年的市场价（房屋转让变更时间）返还给李某甲、谢某；另2套房屋（钟楼1套、尧塘1套）返还给李某甲、谢某。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某甲、谢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1年，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以某公司为被告诉至法院主张双方于2018年形成合同关系的工程款，同年法院判令某公司向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支付工程款等。执行程序中，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受偿部分款项。
2023年10月，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以陈某、李某甲为被告主张该二人股东责任。2024年3月29日，法院判令陈某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扣除另案已执行到位部分）对某公司不能清偿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李某甲在一定金额内对陈某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认定李某甲承担责任的理由为某公司注册资本被抽逃的过程中，陈某名下的注册资本中有2280万元直接转入李某甲账户，根据李某甲和其他当事人的陈述，李某甲对某公司成立的经过较为清楚，其也明知并同意其银行卡由建某公司财务人员使用，故李某甲对该2280万元抽逃出资符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其作为受让人受让了陈某名下2650万元股权，对该2280万元抽逃出资应当与陈某承担连带责任。
某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29日，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公司股东为陈某（出资额4725万元）、王某等人，注册资本由全体股东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前述案件认定2280万元部分，形成时间为2009年左右。
2019年11月6、7日，谢某接受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询问时陈述：李某甲于2009年担任改制后某乙的董事长，到2017年左右退下来。李某甲担任董事长前三年没有工资，第三年的时候一次性打了五六百万到谢某银行账户，后每年年前或年后，均有二百万左右的款项打入谢某银行账户，退休后打入六百万元到谢某账户。南沙某在2007年购买......房产购房资金有部分系李某甲的款项。
一审诉讼中，李某甲、谢某、李某乙陈述，1.某甲：2010年10月22日签订合同，登记权利人为谢某，2021年售出，出售价格约400万左右。2.钟楼区房产：2014年7月1日签订合同，购房款一半由谢某贷款，一半由李某乙出资，登记权利人为谢某。3.南沙某：2012年9月5日签订合同，购置价115万元，由李某乙出资，登记权利人为李某乙，后于2016年1月25日登记到李某乙妻子名下。4.苏州房产：2017年4月签订买卖合同，购置价560余万元，由李某乙出资，登记权利人为李某乙。
5.某丙：2015年购置，登记权利人李某乙。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除南沙某认为购置时间有误外，认可其余房产的购置时间以及登记权利人，但认为款项均系李某甲、谢某共同出资。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方面，某甲、钟楼房产在李某甲、谢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谢某个人名下，但登记时李某甲明确放弃份额，故该两房产应属谢某个人财产，在未经确权的情况下,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直接诉请确认谢某、李某乙之间赠与行为效力，于法无据。
另三处房产签订合同主体、登记主体均为李某乙，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赠与物系房产。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所谓恶意串通，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互相勾结，为谋取私利而实施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具有以下特点：1.各方当事人都出于恶意；2.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3.损害了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前案，李某甲因陈某抽逃注册资本中有2280万元（2009年左右）直接转入其账户，结合相关事实，认定其符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形，遂判令其在2280万元范围内与陈某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中，案涉五不动产购置时间在2010年至2015年，后续转让时间为2016年，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此时与某公司尚未发生往来，故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主张李某甲、谢某、李某乙的系列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其权益，依据不足。综上，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8800元，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对原审查明的以下事实提出了异议：1.对北京某甲的价格有异议，应当是一千多万。2.钟楼区的房产购房的房款全部都是谢某和李某甲的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的，不存在原审查明的一半由李某乙出资的事实。3.对苏州房产出资有异议，出资人是谢某，并非李某乙。4.尧塘公路花园的房产是由李某甲、谢某共同出资。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金坛某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破产清算工作报告。该破产清算工作报告载明某公司是金坛某的子公司，金坛某在2009年到2017年期间，是由李某甲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实际负责人，某公司也是由李某甲实际负责经营管理的，李某甲对某公司的资产股东出资、抽逃出资是明知的。2.李某甲在金坛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笔录中李某甲、谢某陈述了各自的收入情况以及家庭的资产状况，一共是六套房产，该六套房产全部都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出资购买的。
特别是对尧塘公路花园的房子讲得很清楚，是由于是张某欠他们夫妻本金250万元，后来结算下来，连本带息三百多万元，购买了尧塘公路花园的房子。3.谢某的银行交易流水，共四张。其中一张是建行的一笔，另外三张是中信银行的交易流水，印证了苏州某的房产是由谢某分七次向开发商苏州某有限公司支付了五百多万元购房款。4.北京房屋买卖合同和李某乙的银行交易流水，证明北京清林路的房产是在2021年1、2月份出售的，出售的价格测算下来接近1200万元。5.李某乙的江苏银行的交易流水，证明2020年李某乙还在常州市检察院工作，他没有能力购买苏州某的房产以及尧塘公路花园的房产。
6.建行的交易流水，证明2021年李某乙才到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工作。7、金坛法院（2025）苏0413民初10109号裁定书及财产保全情况告知表，经查询李某甲、谢某、李某乙的财产仅仅只有149万元，按照李某甲和谢某的陈述，夫妻共同财产应当至少有三千多万元。但到目前为止，名下除了一百多万的存款之外，没有其他财产。其他的财产都被李某甲、谢某了转移给李某乙，完全是为了逃避债务抗拒执行。
被上诉人李某甲、谢某质证认为，第一，本案上诉人起诉的内容是主张几套房产赠与行为无效，主张诉请的标的是房产的赠与行为，所以本案应当严格按照房产赠与行为是否存在法定无效情形来进行审理。上诉人在二审中所举证的资金来源以及出资款的相关转账情况和上诉人请求的关于赠与房屋的行为是否无效的法律要件事实不匹配。第二，资金来源、售房款和本案无关。对于财产来讲，资金来源和权属并不存在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并没有谁出资谁就必然是该财产的真实权利人这一法律规定。
尤其是在本案，两套登记在谢某名下的房屋的初始登记中，李某甲就在登记部门明确声明放弃了财产份额。直接登记在李某乙名下的房产，不管资金来源为何均不影响房产的所有权。
本院认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上诉人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主张李某甲抽逃出资之后将房产无偿转让给李某乙，属于恶意串通行为，对此，应由上诉人对李某甲与谢某、李某乙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承担举证责任。
本院认为，一，上诉人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确认，某公司成立注册时，股东陈某在抽逃注册资本中有2280万元系李某甲代陈某缴纳后又直接转入李某甲的账户，且李某甲对相关款项的用途系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故判令李某甲在抽逃资金范围内与陈某承担连带责任。所以李某甲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且直到2024年的生效判决才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李某甲因抽逃出资承担责任的时间应自其实施抽逃之日即2010年1月16日开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无论是上诉人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还是提起本案诉讼，都是基于2017年底至2018年期间上诉人与某公司之间形成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而应当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主体是某公司，不是李某甲个人，李某甲对个人资产的处理与某公司的清偿能力没有直接影响。
三、恶意串通的民事法律行为在主观上要求双方有互相串通、为满足私利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客观上表现为实施了一定形式的行为来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上诉人主张撤销的案涉五套不动产的购置时间在2010年至2015年，后续转让时间为2016年，当时上诉人与某公司尚未发生经济往来，三被上诉人根本无法预知将来某公司会与上诉人发生经济往来，不存在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故上诉人主张三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上诉人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扬飞审 判 员 万海峰审 判 员 罗希夷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法官助理 谢媛媛书 记 员 吴 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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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信息
案例名称：李某;杜某2;魏某某;张某某业主撤销权纠纷二审民事案
案号：(2025)鲁15民终4369号
审理法院：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5-11-13
案例正文
李某;杜某2;魏某某;张某某业主撤销权纠纷二审民事案
(2025)鲁15民终4369号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11-13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李某;杜某;魏某;张某业主撤销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5）鲁15民终43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男，1965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于集镇东杜村。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某，女，1964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89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北京京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甲，男，1969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善领，山东普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某、魏某、张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甲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5)鲁1502民初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5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杜某、魏某、张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李某甲等人与被执行人杜某之间个人合伙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申请执行人引公权力错误介入经济纠纷，又错误归罪被执行人的一起冤案。在杜某无力还款的情况下，疑似有公权力人员介入对杜某殴打、侮辱、非法拘禁造成杜某轻伤。杜某奔走告状要求追责，后杜某以侵占罪被重判三年实刑，而实施非法拘禁三十余小时、殴打杜某致轻伤的李某甲、范某被轻判缓刑，李某乙等人至今在逃，相关人员至今未被追责。
案涉房屋系在杜某服刑期间，杜某的前妻魏某利用单位福利购房指标，以其个人出资购买。杜某出狱后，自感多年来无助于、自愧于老婆孩子，以放弃一切家庭财产的方式与魏某协议xxx求得自我救赎，人之常情。魏某将自己的房产自由处分给儿媳妇张某用于孩子上学使用，一审法院竟以无效判断，明显错误，也超出一审审理范围。
二、一审判决关于除斥期间的法律适用错误。按照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李某甲本质上撤销的应是杜某于2009年个人财产的处分，因此应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该规定的“一年”“五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的规定，均为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情形。从杜某2009年xxx放弃财产，到2021年李某甲知道杜某“协议xxx，约定财产全部归女方所有”，再到李某甲2025年1月2日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已经超出债权人撤销权规定的“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的主观标准以及“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无论是否知情”的客观标准。
因此，李某甲的撤销权已经消灭。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某甲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判决并无不当。通过一审庭审双方提交的证据可知，案涉房产即开发区东昌东路滨河小区26号楼4单元4层442室（不动产登记证号：（2024）聊城市不动产第0003751号）购买于杜某与魏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法应当认定为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甲对杜某享有合法的债权已经由生效法律文书即（2007）聊东民一初字第101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在李某甲申请执行期间，杜某与魏某协议xxx并约定将全部财产归魏某所有，该协议属于夫妻内部约定，仅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对抗已经取得合法债权的李某甲。
同时，魏某又将案涉房屋无偿转移至张某名下，张某并非善意第三人，杜某、魏某、张某的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李某甲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依法撤销魏某与张某之间关于案涉房产的转让合同，事实清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二、一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无误，判决正确，应予维持。通过一审庭审可知，2024年1月5日李某甲向一审法院执行局申请查封案涉房产，2024年1月8日执行局工作人员向杜某进行询问，2024年1月11日魏某将案涉房产转移至张某名下，一审法院于2024年3月16日作出（2023）鲁1502执恢843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案涉房产。后张某提出执行异议，导致一审法院无法对案涉房产进行执行，此时李某甲的合法权益真正受到侵害，李某甲于2024年10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一年法定除斥期间。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杜某、魏某、张某的上诉请求。
李某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杜某、魏某将位于聊城房产无偿转让给张某的行为；2.本案诉讼费用由杜某、魏某、张某承担。诉讼过程中李某甲变更诉求为：1.撤销杜某、魏某与张某之间关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房产的转让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2.张某配合将案涉房产恢复登记到魏某名下；3.诉讼费由杜某、魏某、张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5月，李某甲、杜某、案外人李某乙因购买二手车发生纠纷。2000年6月1日，杜某将李某甲、案外人李某乙存入的135000元取走，李某甲报警，因公安机关未予处理，后李某甲、李某乙以杜某犯侵占罪于2005年4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追究杜某的刑事责任、判令杜某返还侵占款1150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2007年1月29日一审法院以杜某犯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随后李某甲及案外人李某乙于2007年5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杜某、魏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07年11月13日作出(2007)聊东民一初字第10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杜某返还李某甲、李某乙人民币115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同时判决驳回李某甲、李某乙要求魏某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魏某与杜某于1984年登记结婚，魏某为购买聊城市某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聊城，分别于2005年11月25日交房款90786.27元、2007年1月30日交房款4778元，并于2007年4月10日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2009年11月27日魏某与杜某协议xxx，协议约定全部财产归女方所有，双方无债权、债务。2010年3月12日就案涉房屋魏某办理了不动产权证（聊房权证开字第XX号）。房屋产权登记信息载明房地坐落：开发区东昌东路南滨河小区26号楼4单元4层442室。
2024年1月11日魏某因孙女上学，魏某就案涉房产无偿转移至儿媳张某名下，并对案涉房屋办理了（2024）聊城市不动产权第XX号不动产证书。
再查明，2007年12月28日，李某甲依据生效的(2007)聊东民一初字第1010号民事判决书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后一审法院中止执行。2019年一审法院恢复对本案的执行，案号（2019）鲁1502执恢145号。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对杜某采取拘留措施，杜某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2019）鲁1502执恢145号拘留决定，在该复议决定书中李某甲辩称：杜某2005年在滨河花园小区购置房产一处，2010年办理假xxx手续，导致李某甲债权至今未执行到位。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鲁15司惩罚复4号复议决定书，驳回杜某的复议申请，维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9）鲁1502执恢145号拘留决定。2023年10月7日一审法院再次恢复对本案的执行，李某甲于2024年1月5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查封案涉房产，2024年1月8日一审法院执行人员对杜某进行询问，2024年1月11日魏某将案涉房屋转移至张某名下。2024年3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23）鲁1502执恢843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登记在张某名下的位于聊城房产一套，不动产权证书号：（2024）聊城市不动产权第XX号。
该裁定书认为：该房产系法院执行杜某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杜某和xxx时约定全部财产归女方所有无效，魏某无偿将房子转移到张某名下的行为无效，该房产应认定为杜某与魏某的共同财产。2024年5月23日，异议人张某对一审法院查封其名下的位于聊城的房产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产于2007年4月10日购买于被执行人杜某与案外人魏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登记在魏某名下，应属于杜某与魏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在杜某与魏某协议xxx时约定全部财产归魏某所有，并且在本案债务存在并已立案执行的情况下注明无债权债务，杜某在xxx时放弃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致使其降低了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付款能力，魏某取得夫妻共同的案涉房产后又将案涉房产无偿转移至其儿媳张某名下。
所以，上述转移房产的行为存在逃避执行之嫌。但现在案涉房产已经房产管理部门确权登记在异议人张某名下，该登记机构的确权登记的行为效力并非执行异议程序审查的范围，在该确权登记行为有效的前提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认定异议人张某系案涉房产的权利人并依法可以阻止本案执行。如申请执行人认为杜某、魏某无偿转让涉案房产影响其债权的实现，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撤销涉案房产的转让行为。2024年8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24）鲁1502执异160号民事裁定书，中止对登记在张某名下的位于聊城房产的执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房产是否为杜某与魏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协议xxx时约定该房屋全部归魏某所有是否有效；
二、杜某、魏某与张某之间关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房产的转让合同是否应予撤销，李某甲的主张是否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
关于焦点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杜某与魏某结婚及xxx的时间均在民法典施行前，因此，因魏某与xxx产生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纠纷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修正)的规定进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修正)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杜某与魏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没有书面约定，因此魏某与杜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位于聊城房产无论杜某是否出资均应认定为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
李某甲对杜某享有合法的债权已经由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认，在李某甲申请执行期间，杜某与魏某协议xxx并约定将全部财产归魏某所有，该协议属于夫妻内部约定，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但该约定并未公示，不能对抗债权人。
关于焦点二问题：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李某甲对杜某享有合法债权，且李某甲已经申请立案执行的情况下，杜某、魏某在协议xxx时明知杜某对外尚有债务未清偿，却约定全部财产归魏某所有，同时，魏某又将房产无偿转移至张某名下，张某无偿获得，并非善意第三人，杜某、魏某、张某的上述行为侵犯了李某甲的权益。因案涉房产系魏某直接转让给张某，故李某甲诉求撤销杜某、魏某与张某之间的转让协议不当，李某甲要求撤销魏某与张某之间的转让协议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杜某与xxx协议约定全部财产归魏某所有，但因该约定只在杜某及魏某之间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对抗对此享有合法债权的李某甲，李某甲仍可以申请对该房屋强制执行，李某甲的实体权利未受到影响。2024年1月11日魏某将案涉房产转移给张某，张某提出执行异议，导致一审法院无法对案涉房产进行执行，此时李某甲的合法权利真正受到侵害，李某甲认为魏某与张某的无偿转让房屋的协议侵犯其合法权利，申请撤销二人之间的转让协议提起本案诉讼，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24年10月15日，因此李某甲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一年的法定除斥期间。
杜某抗辩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决定书送达李某甲之日起一年内未向人民法院行使撤销权，现在已经远超过一年除斥期间的抗辩意见不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修正)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魏某与被告张某之间关于开发区东昌东路南滨河小区26号楼4单元4层442室（聊城）房产的转让合同；
二、被告张某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将位于开发区东昌东路南滨河小区26号楼4单元4层442室（聊城光岳路滨河花园小区26号楼4单元4楼西户）[不动产登记证号：（2024）聊城市不动产权第XX号]恢复登记到被告魏某名下。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杜某、魏某、张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杜某、魏某、张某提交一审法院传票、报告财产令、执行通知书、执行笔录、李某甲询问笔录、执行裁定书各一份，来源于（2019）鲁1502执恢145号案件卷宗材料，拟证明：2019年7月10日，在一审法院询问李某甲的过程中，李某甲回复“据我了解，该房产是他前妻的房产，他已经xxx了”。由此可知，至少自2019年7月10日起，李某甲已经知悉杜某与xxx及案涉房产登记在魏某名下的事实，李某甲作为撤销权人应自2019年7月10日起一年内向法院提起本案撤销权诉讼。
一审法院将魏某与张某之间的正常民事法律行为与早已丧失撤销权的李某甲与杜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发生关联，实属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李某甲质证称，该证据并未加盖法院的印章及骑缝章，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查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核实。即便上述证据属实，也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询问笔录中的手写部分，经李某甲本人核实，并未非其亲自书写，且该手写部分也没有李某甲的签名捺印，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外，李某甲撤销的是魏某与张某就案涉房产的转让合同，而不是杜某与魏某的xxx协议。综上，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上诉人杜某、魏某、张某在二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李某甲提起的撤销权纠纷缺乏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杜某与魏某于1984年登记结婚，2009年协议xxx，案涉房产购于2007年4月10日即杜某与魏某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甲对杜某享有合法的债权已经（2007）聊东民一初字第1010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杜某、魏某在明知杜某负债的情况下，协议xxx并约定全部财产归魏某所有。2024年1月5日李某甲向一审法院申请查封案涉房产，仅几日后魏某便将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案涉房产无偿转让给其儿媳妇张某，该行为明显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嫌疑。
魏某将案涉房产无偿转让给张某的行为，不当减损了杜某的财产范围，降低了杜某的偿债能力，显然已经损害了债权人李某甲债权的实现。故李某甲有权撤销魏某与张某之间的无偿转让行为。
本案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李某甲撤销的系魏某与张某之间的无偿转让行为，而非杜某与xxx协议中关于“全部财产归魏某所有”的约定。魏某于2024年1月11日将案涉房产登记至张某名下，李某甲于2024年10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一年的除斥期间，李某甲的撤销权并未消灭。杜某、魏某、张某的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杜某、魏某、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杜某、魏某、张某负担。
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及时足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自觉主动前往一审法院申报经常居住地及财产情况，并不得有转移、隐匿、毁损财产及高消费等妨害或逃避执行的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暨财产报告条款，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执行立案后，执行法院可按照法律文书载明的送达地址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并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凤魁
审判员 肖 倩
审判员 杜 娟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郝兴珂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修正）,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修正）,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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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信息
案例名称：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高新区支行、王某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1）鲁0692民初806号
审理法院：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1-12-31
案例正文
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高新区支行、王某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2021）鲁0692民初806号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12-31
山东省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692民初806号
原告：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高新区支行，住所地烟台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国顺，山东鑫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女，197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潇，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路路，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陶某，男，1976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烟台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之，北京司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高新区支行与被告王某、陶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国顺、被告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潇、被告陶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两被告于2020年1月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第二条“财产处理”第2项关于房屋所有权归男方所有的协议条款无效；2、依法判决被告陶某返还房屋；3、如果被告陶某不能返还上述涉案房产，要求判决被告按照涉案房产和土地使用权的的计税基准价定向询价结果或者司法评估价值对被告王某根据（2020）鲁0692民初111号、112号和（2020）鲁06民终6975号、697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偿和赔偿责任；4、依法确认房屋属于两被告婚姻存续期间的共有财产，并判决被告陶某按照登记在其名下的涉案房产的计税基准价定向询价结果或者司法评估价值的50%直接支付给原告用于偿还被告王某根据（2020）鲁0692民初111号、112号和（2020）鲁06民终6975号、697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5、依法判决两被告连带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烟台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烟台高新区人民法院和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烟台某公司需偿还原告借款本息，被告王某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被告王某逃避债务，与被告陶某于2020年1月6日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房屋所有权归男方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及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两被告离婚协议的约定损害了原告权益，其约定应为无效。
被告王某辩称，第一，原告要求确认离婚协议无效及要求被告陶某返还涉案房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两被告离婚协议书是双方在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时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第二，两被告未实施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行为，双方在离婚时充分考虑了涉案房产系男方婚前财产转让后以转让价款购买，以及婚生子归男方抚养的情况，从还原涉案财产属于男方婚前个人财产及照顾子女的角度出发，约定了涉案房产归男方所有，女方分得了夫妻共有的车辆一辆，上述离婚协议并非为了逃避债务。
第三，原告诉请提到的两个案件中被告王某均是为借款人烟台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而承担还款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复函的规定，担保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原告第三项诉请要求被告陶某对王某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补偿和赔偿责任也无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陶某辩称，同意被告王某的答辩意见，被告王某对外担保的行为与家庭共同生活无直接关系，因此因王某对外担保所造成的相关债务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陶某无责任进行偿还。双方离婚出于合法自愿，财产处置也完全合法，且涉案房产本身属于被告陶某婚前房产变卖置换得来，双方离婚后孩子由被告陶某抚养，房产由被告陶某取得公平合理合法。
经审理查明：被告王某系案外人烟台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03年7月8日，两被告登记结婚，婚后于2005年2月11日育有一子陶某1。
2020年1月6日，两被告协议离婚，约定婚生子由被告陶某抚养，被告王某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至其年满十八周岁；双方各自名下银行存款归各自所有；房屋所有权归被告陶某；夫妻共同购买的捷达轿车归被告王某，被告陶某父母出资购买的斯柯达汽车归被告陶某。
同日，被告陶某将涉案房产以1200000元价格出卖给案外人王某。
2020年3月16日，因烟台某公司拖欠还款，原告诉至我院，要求烟台某公司偿还借款本息，被告王某等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经我院及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烟台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2850万元及利息、借款2350万元及利息，被告王某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事实，有离婚协议、不动产买卖合同、民事判决书等为证，还有原被告的陈述笔录在案为凭，上述证据均经本院开庭质证和审查认证，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两被告在离婚协议中对子女及夫妻财产作出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亦不能证明两被告存在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现原告主张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仅提交民事判决书及离婚协议，尚未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对原告要求确认离婚协议约定无效、被告陶某返还涉案房屋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被告王某作为烟台某公司的借款担保人，其对外担保之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陶某承担偿还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计11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64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海林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于 洁